近年来，基层减负工作从“顶层设计”到“落地生根”，正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重塑治理生态。这场始于2019 年的“作风革命”，在2024 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后进入深化期，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和作风转变的三重驱动，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数据透视：减负成效的“硬指标”与“软提升”
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减负的实效正在一组组数据中具象化。2024年，黑龙江大庆市龙凤区通过“庆数通”系统实现基层填报表格数量压减57.11%、数据项压减 82.88%，基层干部每月减少 30% 的填表时间。云南省级层面全年通报典型案例27个，带动州市级通报175个，推动全省驻村队员和挂职干部成为减负“直报员”，形成“问题发现、整改、反馈”的闭环机制。在陕西石泉县，农业农村局文件数量同比减少20%，镇级会议频次下降50% 以上，干部走访群众时间增加40%。这些数据背后，是基层治理从“文山会海”向“真抓实干”的实质性转变。
更值得关注的是“隐性减负”带来的效能提升。福建莆田通过“全市一张图”平台整合245张报表为“基层一张表”，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次复用”，基层干部从“填表机器”变为“田间服务员”。湖南郴州桂东县取消村级工作事项30项，原本需要村干部跑断腿的“卫星图斑举证”工作收归县级部门，干部每月多出15天走访时间。这些变化不仅减轻了身体负担，更重塑了基层干部的职业价值感，当工作重心从应付考核转向服务群众，干部与群众的“心距离”自然拉近。
二、机制创新：破局形式主义的“组合拳”
基层减负的深层突破，源于制度设计的系统性重构。2024年出台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职责清单”制度，推动基层权责从“模糊地带”走向“清晰边界”。山西古交市桃园街道通过梳理近五年工作事项，将基层职责划分为“基本清单”“配合清单”“收回清单”三类，将动物检疫等专业性工作退回上级部门，让干部专注主责主业。这种“明职定责”的改革，破解了长期存在的“小马拉大车”困局。
数字化转型成为减负增效的“关键变量”。黑龙江大庆市打造的“庆数通”系统，整合人口库、不动产库等25个省级数据库，实现数据“跨部门跑路”。过去需要社区干部手工核对 3 天的退休职工热费补贴发放，如今通过“一键校验”5分钟即可完成，办理效率提升 4 倍。福建莆田则通过“云端资料柜”实现督查检查结果互认，基层迎检频次减少70%，干部从“材料堆”中解放出来。
考核体系的重塑是另一个突破口。云南建立“群众满意度+工作实绩”的双维评价体系，将群众“口碑”作为考核硬指标，彻底扭转“唯台账论英雄”的怪象。河北廊坊将“减负实效”纳入干部述职述廉内容，对加重基层负担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形成“不敢加码”的震慑效应。
三、长效治理：从“阶段性成果”到“常态化机制”
基层减负要实现“长治”，需构建“制度-技术-文化”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云南首创的“直报员”制度值得借鉴：2.7万名驻村队员和挂职干部直接向省级减负办反馈问题，市县不得截留干预，形成“直达病灶”的监督通道。在技术层面，黑龙江大庆的“庆数通”模式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通过数据中台打破部门壁垒，让“数据多跑路”替代“干部多跑腿”。在文化层面，需重塑“重实绩、轻形式”的政绩观，正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的，要“把解决多少问题、办了多少实事、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考评依据”。
基层减负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治理能力的整体跃升。当陕西石泉的干部用节省的时间推动魔芋产业规模化种植，当湖南桂东的村干部专注于人居环境整治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负担的减轻，更是治理效能的质变。这种“减负-赋能-增效”的正向循环，正在重塑基层治理的价值坐标——从“完成任务”到“解决问题”，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创新”，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正在成为服务群众的“最美一公里”。
这场没有终点的改革，最终指向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初心，当基层干部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当政策执行回归“实事求是”的本质，当治理效能在“减法”中释放“乘法效应”，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干部减负、群众受益”的治理理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层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