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渝夫·天津河东
编辑/桐言·辽宁沈阳
【桐言无忌】
真诚是一汪明澈见底的清泉，当你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的时候，你就能看见泉水中的沙粒和鱼虾；当你的小心脏锈迹斑斑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脏水池；即便有鱼儿自由自在地玩耍，在你的眼里，那也是怪物一样。
有时候，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情非得已。所以转换心态，我们都是凡人，岂能无忧呢！生活就是一部百科书，包罗万象。
人生，由人不由天，幸福，由心不由境！
（四九零）深挖的尽头
迎接总部首长视察耽误了两天，周一周二便成了串休的日子。原以为可以睡大觉吹牛皮喝小酒，不料“急”字当头的任务接踵而来。又是传真报，又是典型材料，政治处王主任就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分了工，我和组织股干事李庆负责整理通信连战士刘国芳的事迹材料，说是要3千字，并贯以“典型线索”的称谓，辅助材料越多越好。我的乖乖，如果真的如此，如果要上报事迹材料，3万字都挡不住，时间紧任务重，这该如何是好？
李庆是通信连出来的，原以为他对此事有所了解，哪知一问三不知，并声称刘国芳并没什么过硬事迹。平平常常的一个战士，一个常常呆在电台的报务员，唯一闪光的地方是1998年度被评为“优秀士兵”，好像别无其他“英雄事迹”。
得知此事，组织股华股长很生气：“没事迹，拼命往上报什么？这不明摆着让我们造假吗？”但生气归生气，材料还得写。怎么个写法？瞎编？不能这么说，用华股长的话讲叫“深挖”。至今我都没想明白，这就不是没事找事嘛，图个啥？（1999年5月25日写于漠河县西林吉镇）
（四九一）“拔高”有感
到宣传股这些日子，感受最深的不是忙得忘了姓甚名谁，而是写新闻稿时的有意无意拔高。不过得声明，虽然拔高与拔苗助长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并非一脉相承。拔高者，大多确有其事，只是由于某种需要而掺入合理想象的而已。
坦白地讲，我不喜欢拔高，更不乐意成为拔高的行家里手。换句话说，我讨厌无中生有，更不屑于凭空杜撰。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发展，有些时候，不仅身不由己，思想也可能不由己。
如果有一天，回头再看看今天写下的日记，我是不是应该觉得这一切是杞人忧天般的胡言乱语？世人都在拔高着世界，你有能耐不让他们拔高吗？明智的选择，也许莫过于睁只眼闭只眼，或者随波逐流。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更不想在妥协中收获点什么。
如果我拒绝拔高的话，世界是不是可以因此真诚许多？显然在说梦话。（1999年5月26日写于漠河县西林吉镇）
（四九二）到底谁为谁捐？
共建也好，支援也罢，反正机关和二线分队的官兵在漠河县城西林吉的某条马路两旁忙碌了整整一天。期间，挥锹动镐不说，还要带背包绳买尼龙绳，再买点冰糕矿泉水啥的，反正比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有意思多了。难怪机关的同事们都乐意出差。
劳动过程中，偶遇一个补鞋的师傅。我们宣传股的周峰干事问，他脚上的鞋能不能补。那师傅回答道:“你们当兵的还缺鞋穿吗？只有穿不完的。你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错。”听闻此言，我忍不住来了几句大道理：“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发达，我们当兵的必须艰苦朴素。您瞧瞧我们的衣服，全是大窟窿小眼的。”
那师傅又说话了：“当兵好，还有人给你们捐钱。”给当兵的捐钱？新鲜！我们可是第一次听说，或者说我们根本不就相信有这等好事。“谁给捐？”我问道。
修鞋师傅回答：“我们给捐的。我们村的妇女主任专门挨家挨户收的。”我和周干事不相信，大声叫屈：“给我们捐？我们怎么不知道？”那师傅不置可否，笑着走了。
如果真有人给部队捐钱，比如全国人民都捐，一艘航母是不是就可以造出来了？只是谁来带这个头，又有谁会响应呢？（1999年5月27日写于漠河县西林吉镇）
（四九三）权衡责任
组织股的材料多，宣传股的杂活多，这是政治处里公开的秘密。因为宣传股的事太杂，周峰干事不止一次戏称：“不如改名叫‘打杂股’得了，既贴切又符合实际。”我笑了，却不得不承认宣传股的确有干不完的事情，份内的事要干，份外之事还要干。好在我还年轻，多干点与本职无关的事，绝对有益无害。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多了。
比如今天上午，李能股长给我的任务是整理四连军医王寿元的开展心理咨询的几点做法，以传真电报的形式上报大兴安岭军分区。可事实上，白天坐在办公室，很难静下心来写文字材料，可不是，尝试着写了不到两页，政治处王主任的电话就来了，让我去他办公室，说是有事。到那里受领任务，原来是让我和群联干事于洪旺一起去一趟漠河酒厂，采访和了解一位少数民族女职工拥军的相关线索。
主任吩咐了，那就去吧。原以为这种采访会空手而归，没想到那位大姐掌握的素材还真不少，口头表达能力也非同一般，最终我们满载而归，一篇文章的基本框架就算出来了。
如果说每一件事的处理都与责任有关的话，我倒不害怕承担责任，只要自己能从中领悟和学到本事，再大的责任也要担起来。更何况，人不能活得太轻松。（1999年5月28日写于漠河县西林吉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