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作者、文本和读者。解读文章，首先要尽可能地尊重作者和文本；读者自己的时代、眼界和心胸也起极大作用，但建立在对作者和文章本身尊重的基础上。《水浒传》当然可以评论，但评论之前先要认真读好、读通小说，先要了解作者，了解成书背景，还要了解《水浒传》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名著之所以为名著自有原因，如果连这个原因都没搞清楚就妄作评价毫无意义。

       《水浒传》是一部什么书？明代李卓吾认为，《水浒传》是一部“愤书”,更是一部“快书”。梁启超以为：施耐庵著《水浒》，是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要“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 清末王钟麒说：“施氏……痛社会之黑暗，而政府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这些说法是有很道理的。《水浒传》是一部表达愤恨、发泄愤怒之书，寄托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当然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和落后的地方。施耐庵主要生活在元末，对当时的汉族来讲，元朝是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元朝末年又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下，大量“汉人”沦为“驱口”，遭受野蛮的压迫剥削，甚至据说他们的新娘也都要被蒙古人首先占有。而偏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汉人”又缺少血性，“斯时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文人，施耐庵无法忍受异族制度化的强盗行径，而又无力抗争，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著书立说，在小说里寄托自己的理想，表达抗争的强烈愿望。

         “水浒”的原意是水滨，《水浒传》之所以被命名为“水浒”，第一指的是故事发生在八百里水泊梁山，第二指的是水浒群雄所处的位置是所谓的“江湖”。江湖对立于高高在上的庙堂，庙堂强调“礼”，而江湖崇尚“义”。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既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北宋朝廷的“庙堂”，也展现了北宋好汉们的“江湖”。《水浒》不是历史专著，它只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书中的“庙堂”、“江湖”或许有北宋的影子，但决不能理解为就是历史上的北宋时代，那个“庙堂”那个“江湖”其实折射着动荡血腥的元末社会现实。《水浒》里的“庙堂”主要是由皇帝和朝廷权臣构成，在这个庙堂里，皇帝昏庸不理朝政，只是游逸享乐；权臣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奸佞横行，好人冤屈。对庙堂体制的整体否定，其实反映了作者对蒙元统治的愤懑与否定。与此同时，作者又为我们展现了底层社会人物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血腥和暴力，“汉人”不再唯唯诺诺任人宰割，他们敢于反抗勇于出击，动辄即挥“老拳”组团成对，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这样的“江湖”是与元末现实强烈反差的江湖，是施耐庵渴望的“江湖”，也多少体现了施公意识里的的阿Q精神。如此，就不难理解《水浒传》为什么崇尚血腥和暴虐。

         有人认为，“元亡于《水浒》”。这一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元末施耐庵《水浒》尚未成型，也还没有大规模刊行。但看来《水浒》无疑促进了元末“汉人”大规模的抗争，对明朝的建立也应当是有功劳的。然而，明朝体制确立以后，朱元璋却抓捕了施耐庵，并且禁止《水浒》刊行。据说，朱元璋看了《水浒》抄本当即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施耐庵洪武三年出狱，回家途中染病离世，弟子罗贯中将《水浒》整理、增删，在原稿上生硬地植入（或者还有其他作者）与前文风格迥异的后几十回，又在“水浒传”前冠名以“忠义”。今天我们看的《水浒传》，情节与人物形象都有很多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因为《水浒》小说本身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施公本人在创作过程没有做到前后一致，有些地方考虑不周；另一方面是《水浒》受制于时代和其他因素，乃是被“和谐”的产物。

        《水浒传》问世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水浒故事广为百姓喜闻乐见。其后《水浒传》又屡被文人评点、修改，出现了各种版本。在评点本中，以金圣叹评点本影响最大。金圣叹是明末清初人，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金圣叹非常欣赏《水浒传》，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称《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并对《水浒传》作了系统的评点，还修改了《水浒》中不少文字，又对其结构作了调整，于是形成腰斩后的70回金评本《水浒传》，对此历来评价不一。我们今天阅读到的《水浒》版本大多是施耐庵的原本，但其实也已有很大改动，不少地方已经不是施耐庵本人原来的文字了。

        读者不同，阅读体验不同，对小说中的情节、人物会形成不同的解读。鲁迅说，一部《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一部《水浒》，不同的人读，可能会读出不同的味道。如今网络时代，解读评论《水浒》的越来越多，进入公众视野的也越来越多。就我所知，《水浒》评论形成系统的似乎有江湖夜雨、驭笔峰居士和吴闲云等人，各出机杼百舸争流。不过，一些评论乍读之下还觉新奇，细思之后却又不觉一哂。权谋论者看出宋江的虚伪厚黑，绯闻爱好者看出鲁达爱上金翠莲，“心理学家”看出武松杀嫂时的内心挣扎……实在不能一一穷形尽相。   

       有个宋代故事。苏轼和禅师佛印关系很好，两人也常开玩笑。有一天苏轼问佛印“你看我是什么”，佛印说 “是一尊佛”，苏轼飘飘然起来。佛印也问苏轼“你看我是什么”，苏轼开玩笑说“是一堆大便”。后来苏小妹评论说苏轼是卑俗之人，境界太低。原来佛教认为，心中是什么，看待外物就是什么。佛印心中是佛，所以看苏轼就是佛；苏轼心中是大便，所以看佛印就是大便。这个故事过于强调人的精神意识，很形而上，但恰恰从反面告诫我们，解读评论《水浒》，必须心中先有客观的《水浒》本身，要注意防止读者个人因素的干扰。《水浒》有各种解读品评，但只有一种最接近作者的本义，最接近文本的原旨，就如同故事里的苏轼和佛印，他们彼此看到的应当是人，既不应是佛，也不应是大便，因为他们本来就只是两个人而已。我们解读《水浒》，品评水浒英雄，还是要真正潜入文字，结合作者，考虑那个时代，尽可能接近施耐庵的本义，接近小说的原旨；不能纯站在现代的角度凭了个人好恶或其他目的牵强附会胡乱联系，更不能把自己个人阴暗的心理映射到小说中甚至为黑而黑流毒读者。这样的解读才有意义。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天马行空自娱自乐，但切勿强加给作者，也勿忽悠于读者。

       《水浒》是写好汉的书，我们读《水浒》，自然会被施公夸张的好汉形象吸引，会被血腥的场面所刺激，但要记住，那只是夸张，是故事而已，不要带到现实中来；另一方面，书中平民化的故事和平民化的人物也不是少数，也不能一味用好汉的思维去对照解读，否则就难免不通不解。所以今天我们读《水浒》，还须用两样眼光，一是用好汉的眼光，一是用平民的眼光。我们既要进得书内，又要能出得书外。不能做到这些，我们读《水浒》就很可能感到迷茫，走入误区，甚至走火入魔。

                                                                                                                                       201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