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书作为一本史学概论类的著作是比较合格的。它不仅仅将西方现时史学的状况加以介绍，更对现时历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给以肯定或否定的解释。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自以自己的方法走在求真的路上，殊途同归。因此，仅将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语句摘录于下。这些语句是出于自己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现状及一些社会现象的感慨的心理状态而挑选出来的，它们并不适用于其他人，或者说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括号中的文字是自己所加，非原文。最后对该书的版本说明一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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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很少会离开他们从事的具体历史研究，他们也许会写作有关研究方法的指南，但却不会对历史学的性质做出反思。（大部分的史学理论更多是对方法的分析。）

公共史学在政治影响方面的假设也值得怀疑：在娱乐的表象下，公众的历史印象往往是对历史的感伤、怀旧和民族自豪感。（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回到过去的恐慌和担忧，值得注意但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种怀旧是对目前一些状况的不满，解决问题才是更值得重视的。单纯的恐慌和担忧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要承认与现实相关的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历史学家将会继续赢得所在社会的支持。

（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强调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历史学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本处仅仅是对于后现代主义解释历史研究这个概念的摘录，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不同的观点来拓展我们的认识。）

专业历史学家通常会哀叹大众历史知识的肤浅，但一些有关过去的知识几乎是普遍性的：没有这种知识，个体实际上就会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交往之外，正如失去记忆会使他丧失进行大多数日常人类交往的资格一样。（某些知识分子恰恰已经丧失了这样的资格。）

在重要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寻求一种外部的佐证来确认我们的记忆。

作为一种专业研究的历史学的目标，在于最广泛地确认各类记忆，并使回忆尽可能准确。

社会群体需要有关以前的经验记录，但他们还需要一种有关过去的认识以对现实做出解释或进行辩护，而这经常会损害历史的准确性。

所有社会都求助于集体记忆来加强团结和激励人民，即使是识字率高的社会基本上也没有多大差别。

社会记忆仍然是维系一种积极政治认同的基本手段。它的成功与否，将由集体凝聚力的形成以及它为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广泛程度来判定。

在学术研究中居主导地位的方法是尽可能根据历史学自身的要求来评价过去以超越政治私利。

历史主义学者的基本前提在于，过去的自主地位必须被尊重。

历史学家不认为存在着普适性的价值观，他们也不可能对历史下定论；他们必须努力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理解每个时代，呈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偏好，而不是将我们的强加于它。

简言之，历史学手握着理解世界的钥匙。

承认将我们的时代同所有以前的时代分割开来的鸿沟的存在。

所有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研究绝不能脱离它的背景。这是一种严格的标准，要求有一种难以实现的知识广度。它通常是将专业历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某部分史的研究，就会看到其实是一堆业余爱好者在做。）

承认历史过程的存在——随时间变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

专业历史学家坚持长期专注于原始资料的研究、可以摆脱现时的假设，并将同情和想象减少到最小程度。而另一方面，大众历史知识对过去的兴趣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并充满了现时的假设，仅偶尔关注根据它自身的背景去理解过去。

怀念过去能提供一种安慰，一种在思想上对尖锐现实的回避。

历史意识应该能提升我们对现实的洞察，但怀旧却只会纵容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

带着优越感审视过去，也就无法理解过去。

进步的倡导者从来不善于理解远离他们自身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

传统、怀旧和进步提供了社会记忆的基本组成要素，它们在寻求一种看待过去的一贯的方法，但结果却是不能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所有方面。

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

记忆的内容将根据背景和偏好的变化而变化。

历史意识应该优先于现实社会需要。

在不尊重继承下来的制度的前提下，应用激进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威胁。

那些仍然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人逐渐认识到，人类不可能像革命者所假定的那样免于过去之手的束缚，进步性变革必须建立在以前各代成就的积累之上。

历史学是有关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清单。

一个不能够勇敢面对过去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受到严重阻碍。

自由不是享有完全的行为自由——那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在于知晓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要受过去遗产的制约。

历史变迁的永恒过程都意味着未来一直会受新的因素的影响，这些新的因素是我们无法预知的。

历史学是由许多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主题和事件构成的，由于它们产生广泛的研究和争论，所以历史学提供了培养思维能力的最好素材。

历史重构的价值主要是作为历史解释的预备阶段，至关重要的各类解释是那些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关注相关的解释。

历史研究仍然几乎一直是直接依赖于能在文献中读到或从被调查者那里听到的东西。

在任何历史研究规划的第一步就是确定资料的全部范围。

马克·布洛赫所称的“努力钻研史料”，仍是一种将专业历史学家同业余爱好者区别开来的标准。

规则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程式，严格的程序要根据证据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但有经验的学者几乎不加思考就能运用多种资料考据方法，他们还能用缺乏经验的新手都能理解的话语予以说明。

政治史通常被界定为对过去所有那些与正是权力机构相关联的现象的研究，而对有历史记载的大多数人类社会而言，这种机构就是指国家。它包括国家的行政机构、利益集团和政党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国家实施的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

国家本身更紧密地与历史著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哪些行使政治权力或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人都关注过去以寻求指导，了解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政治精英对鼓励公众去阅读某种类型的历史著述也是感兴趣的，这种历史著述能够将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合法化，或是通过强调他们过去的功绩、或是通过证明他们实行的法规是以前传承下来的。而且，政治史通常还会有一个非专业的读者群，他们渴望阅读这种类型的历史著述。政治家的或国家与帝国的兴衰沉浮，适于以一种宏大方式进行戏剧性加工来吸引读者。

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政治精英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民意的重要性。

在历史编撰中，历史学家会对他们的研究经验做出总结，并将他们所获得的认识纳入到对过去的重构中。

历史编撰对历史认识而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那些回避历史编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称不上是历史学家。

历史编撰的特点是有着广泛多样的写作形式。描述、叙事和分析三种基本的编撰方法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结合，每种结合方案都会重新提出有关它们应该如何加以结合的问题。

叙事有使对原因的研究简单化的倾向。

选择叙事必须就对象的性质达成共识：这是一种解释行为，而不是一种讲故事的单纯尝试。

真理在于，历史学家需要以一种公平对待表象因素和潜在因素、深层力量和表面事件的态度来编撰历史。这实际上要求灵活运用分析和叙事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理解过去，意味着解释那些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重要的事件和过程，这必然要求以比任何单个研究者更宽广的视野来予以说明，单个研究者由他或她自身努力所能获得的视野毕竟是有限的。

传统史学的线性时间思想，这是一种单一的时间标准，其特征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布罗代尔的观念：历史在不同层次或层面上运动。就实际研究目的而言，能够将它们简化为三种：长时段，揭示基本的物质生活状况、思想状况及首要的是自然环境的影响；中时段，其中社会、政治和政治组织三个层面具有它们各自的存在期限；短时段，适用于个人和历史事件的时间。

历史学家必须能够洞察事件间的联系，从大量细节中抽象出那些能够对过去做出最好解释的模式：因果关系模式、分期模式、分层模式等。

解释类的历史学与富于想象力的历史文学作品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

历史学是一门累积发展的学科。

人类是否应该以和对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的同样的方式来被研究。

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原始资料是一种不完整的资料，这种不完整不仅是因为如此多的档案被偶然或故意地毁坏，而且在更根本意义上是因为大量发生的事件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

资料与其说是被作者有意加以扭曲，不如说是被作者在特定时空下的认识局限所扭曲，后者更难加以识别。

将（对历史学的）怀疑态度推向极端的人，无意中表现出了对历史学家实际是如何从事研究的无知。（对考古学的怀疑态度也是如此。）

历史解释是一种价值判断问题，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受道德和政治看法的影响。

事实上，只要有历史编撰，就会有怀疑论者。（就会有以无知为优越感并爆棚的人怀疑任何一门学科。）

尊重资料的历史性是历史研究的本质所在；在这点上的背离是历史学家和解构主义者的分歧点所在。

历史编撰的可信度超出了作者自身所处的共同体，这意味着要遵守学术研究程序，这些研究程序是所有历史学家都尊重的原则。遵守这些研究程序而不是对悲观的相对主义予以安慰，才是持有不同文化见解的历史学家的共同目标所在。

自省是历史学家应有的一种品质。

人为地使研究成果适应原来预期的做法要禁止，如果研究方向是以一种明显的假设形式提出的，那么就必须根据证据予以接受、拒斥或修正——因为同行通常会首先努力在他或她的解释中找出漏洞。

历史学家必须将他们的研究置于历史背景考察之下。

许多拒斥理论的历史学家也容易犯错误。他们仍然未意识到，指导他们选择和解释证据资料的假设与价值观在发挥作用。下一步的发展不是要退回到站不住脚的经验主义，而是要应用更高的标准来检验理论。

历史学家经常被迫将人们进行某种分类，不管这种分类是根据民族、宗教、职业，还是根据阶级来划分。这是因为，正是这些较大的认同赋予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以意义。

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具有吸引力的理论）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们承认并努力阐明，在行为与结构间存在相互关系的事实。理论并不贬低个体的作用；相反，它寻求解释限制人们的自由和使他们的意图受挫的制约因素，在这样做时，它就揭示了历史中的模式。

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前提在于，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他们生产生存资料的能力。

马克思并未设定一种单线式的演进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是有别于欧洲的一种范畴）。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所有社会既包括稳定性因素又包括破坏性因素（或矛盾），当后者打破现存的社会框架并通过一系列斗争建立一种新制度时，历史变迁就实现了。

阶级间的斗争最终要在政治层面解决，正式通过对国家的控制，新的阶级权力配置被予以支持。

今天的政治逆境并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即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看，马克思主义都对历史编撰产生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影响，其他理论在研究范围和理论的精密性上都无法与之相匹敌。

对计量的过分依赖，作为数学模式，它们仅会考察数量资料。无法量化的变量被自动地排除在外，结果也许就是有着严重歪曲的解释。

心理分析的主要贡献在于，将注意力转向养育、培养与认同的文化模式，转向无意识在集体心态中的作用。

原始资料本质上是文化证据——是修辞方法、表述规则、社会象征等等的文化证据。文本理论赋予历史学家以信心，使他们超越文本的文字范围，倾听更大范围的话语。

人类学方法的价值既在于它的一般导向上，又在于它对细节的研究上。它强烈暗示，历史学不仅要研究能从外部加以观察的趋势和结构；它还要求尊重过去人们的文化，并乐于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社会史渴望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富人的和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历史。

历史学家的传统考证技能尤其适合对口述资料做出考证。（没有经过考证的口述资料并不适合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