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行为就是，亲密关系中的谎言。
你好，我是金云龙。
这个观点是出自《亲密谎言》一书。在书中讲到，信任和坦诚，是支撑两性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石。因此，一旦我们发现伴侣对我们虚构或是隐瞒某些事实，就会感到无比地愤怒和挫败。
我们可以容忍的是，那些无关紧要、为了照顾对方情绪和感受而制造的“白色谎言”；真正对亲密关系造成伤害的是，那些长期存在并且目的在于蓄意欺骗对方，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谎言。
除了情感上的背叛，亲密关系中的谎言种类非常多，比如糟糕的财务状况、不良嗜好、不具备的能力，或是刻意隐瞒的生理与心理疾病等等。无论是哪种谎言，只要是长期存在的谎言，那么它们对于亲密关系的伤害，都是相差无几的。
总的来说，亲密关系中的常见谎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蓄意捏造的谎言，以及蓄意隐瞒的谎言。
蓄意捏造的谎言，是指对个人生活、行为方式与过往经历的虚假陈述。比如，我没有出轨、我和她/他只是普通朋友、我再也不会家暴你了，或是我之前有过一点财务状况，但我已经还清了债务。
蓄意隐瞒的谎言，是指伴侣对不利情况与事实的掩盖和回避。因为他们/她们也知道，如果真相被揭露，那么亲密关系很可能难以维系。绝大多数隐瞒的谎言最终都会被揭穿，有时是来自受害者自己对调查和感知，有些则是因为偶然事件。
作者告诉我们，拒绝谎言，并不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让伴侣对自己坦白一切。毕竟，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有权保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信仰、价值观和个人爱好；然而，只要我们决定开始一段严肃且长期的亲密关系，那么这四个关键信息就有权利知道真相：
伴侣的实际收入状况，以及投资与债务细节；
伴侣的婚史，包括生育和离异的状况；
伴侣自己以及重要家庭的身心健康状况；
伴侣是否有犯罪记录，过往是否被卷入过法律纠纷。
如果伴侣说谎，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知。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些惯犯总会施展出一些伎俩，来阻止我们发现真相。只有在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能明确说谎者在亲密关系中控制我们的方式，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反击和沟通。
说谎者试图迷惑我们，推卸责任的惯用伎俩，第一种是以攻为守。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质疑对方撒谎时，对方会通过大发雷霆来转移对当前问题的注意力。比如，他就不用费劲编造借口或是制造一个新的谎言来掩饰当前的谎言，而是通过营造一种濒临失控的极端局面，让对方对自己产生疑虑或是知难而退。
第二种叫编故事。意思是说，对方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会让已经暴露的疑点显得自洽，而且会编造更多的虚构故事，来证明自己对清白和无辜。但是，暂时的成功只会让说谎者继续有恃无恐，自认为可以完全阻隔伴侣的信息收获，最终导致关系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告终。
面对伴侣对质疑，不是所有的说谎者都会暴跳如雷或是继续巧舌如簧。有些人会出于内疚而迅速认错，希望得到伴侣的原谅；而有些人则是毫无悔意，单纯地把认错当作是摆脱指责的“快捷键”。他们会通过迅速认错，给对方一种自己痛改前非的错觉，在度过一段的潜伏期后，再故态重萌。
最后一种叫做，推卸责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甩锅”。而关于甩锅的对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发现谎言的伴侣，到提出警告的朋友，甚至无辜的孩子。
苏珊·福沃德曾经接待过一位名叫卡罗尔的女病人，她的丈夫肯不仅经常说谎，还习惯性出轨。比如，有一次，肯声称自己带着小儿子杰夫去露营了。结果，杰夫回家却告诉妈妈，父亲把自己丢在汽车旅馆整整一个晚上不知所踪。
当卡罗尔和肯对质的时候，肯却毫不犹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儿子杰夫在说谎，因为自己在郊游时没有满足杰夫的要求，所以杰夫就编造出这种谎言来引起卡罗尔的注意。
在亲密关系中有部分说谎者，不是单纯的自私自利或是道德败坏，而是源于他们的成长环境和遭遇的心理创伤。如果小时候得到父母足够而恰当的爱护和关注，那么孩子就是信任他人、自主和主动积极的；反之，孩子就会变得被动、消极、羞怯以及自我怀疑。这些缺失最终会在成年后逐渐显露并伴随终生。
面对父母毫无理由对责骂，会让孩子变得性格软弱、具有依赖性，从而养成了频繁道歉和表示懊悔的习惯。这种习惯从长远来说，有两个坏处：要么发展出过度自责的低自尊人格；要么衍生出习惯性说谎的习惯。
作者就遇到过一位被迫和妻子一起来接受心理咨询的丈夫。他叫比尔。比尔的习惯性说谎已经让这段婚姻走到了濒临破裂的程度。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妻子简觉得比尔是个好丈夫，但随着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深入，简逐渐发现了丈夫谎言的各种破绽。比如，比尔曾经向自己隐瞒了前一段婚史，但丈夫随即辩白说，那段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当时前妻已经怀孕，还患上了抑郁症，自己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抛弃一个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同时，他又害怕坦白这段短暂的婚史会失去简，于是简就相信了比尔的说辞。
结果，在心理咨询中，比尔就向福沃德坦白，说自己之所以习惯性说谎是因为童年时代，父亲就经常对自己进行钓鱼执法。每次比尔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和颜悦色地对比尔说，承认了就好，父母不会惩罚诚实的孩子；但每当比尔信以为真说出真相后，父亲就会把脸一抹，对自己实行严厉的体罚。比尔说，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认知固定模式，说真话，同时会导致外来的愤怒与伤害，会导致自己感到痛苦和难堪；反过来，说谎能让自己免除这一切危险，同时能够在社交中有效掌控局面。
父母的过度养育和溺爱，也会让孩子在成年之后，无法独立正常地投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从而导致习惯性说谎。这种情况在男性身上尤为多见。
有一对夫妻凯西和戴维，一起来向福沃德咨询婚姻问题，起因就是戴维始终在不断地制造各种生活计划外的开销，自己的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但他持续向妻子凯西隐瞒了这一点；虽然戴维在其他方面是个合格的丈夫，但由于凯西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这段婚姻也到了濒临崩溃的时候。
结果，在咨询中苏珊·福沃德发现，戴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只有姐姐没有兄长。由于父亲早逝，身体虚弱，戴维在家里受到了母亲和所有姐姐的过度关心和溺爱。
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心理。对于男孩来说，长大的标志就是慢慢摆脱女性，也就是女性的保护，并得到父亲的认可。然而，对于戴维来说，由于父亲的缺失，导致他长期习惯沉溺于母亲与姐姐的呵护。
到了青春期，他不断萌发的自我意识又告诉他，必须摆脱这种呵护，于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变成了一种纠结的情绪：像戴维这样的男性，一方面感觉和女性的亲密关系如同对于母亲的依赖，让他感到羞耻与恐惧，感到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在成长中缺乏男性榜样，又不知道如何真正做到正确的独立自主，又不得不在亲密关系中依赖伴侣，如同依赖母亲那样。
为了让自己摆脱这种纠结的情绪，他们只能选择说谎，从而让自己有了一种类似孩子搞了恶作剧又成功骗过了家长的独特快感。
反社会人格，是造就习惯性说谎的第二种原因。这种情况的说谎者对伴侣对伤害程度更严重，因为它极有可能演变为直接针对伴侣对犯罪行为。
反社会人格，也被称为“暗黑三角人格”。这种人格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极度自负和自恋；以及追求刺激、缺乏共情能力。
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童年时代的不幸有关，从而无法与他人建立平等互惠、坦诚的关系，而是会模仿自己喜欢操控、高高在上的父母。他们会认为，只有通过自私、任性以及操控对方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才会让自己感觉良好。在这些操控手段中，谎言是一件常规武器。
一位名叫劳丽的咨询者就说，她就不幸爱上了一名这样的“操控者”迈克尔。迈克尔是一名非常有魅力的心理咨询师，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职业和掌握的专业知识，让劳丽感觉自己被轻松“拿捏”了。所以，她就不顾迈克尔还没有离婚的事实，和他走在了一起。
实际上，在迈克尔成熟体贴、风度翩翩的表象背后，是严重的家族心理疾病史，包括抑郁症、酗酒、药物滥用与家暴。糟糕的成长环境，很可能是导致迈克尔“暗黑人格”的主要原因。
劳丽随后就发现，和迈克尔在一起的感觉如同在坐过山车，他一会冷若冰霜，一会热情如火。还会时不时借口处理离婚事宜，回到妻子那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最终，这段关系之所以终结，是因为几名迈克尔的女患者同时起诉了他。原来，迈克尔利用职务之便，和多名女患者形成了亲密关系，而迈克尔还厚颜无耻地对劳丽说，自己帮她们解决了问题，她们居然还过河拆桥，真是忘恩负义。
作者提醒我们，反社会人格很难矫正治疗，因为在他们的认知结构内部，缺少能够让心理治疗起效的“接收器”。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对行为有错，并且也无法共情他人的痛苦，同时还很难控制自己对情绪。因此，遇到这样的伴侣只能赶紧离开，千万不要试图矫正他，把他变成一个全新的人。
如果我们的伴侣习惯性说谎，那么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进行自我疗愈，不但包括感知到对方的谎言，也包括意识到自己正在炮制各种谎言进行自我麻痹，而我们正确的行动应该是积极行动，进行自救。
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开始自我疗愈的第一步，应该是自我审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始终在对自己说谎，从而向对方释放了一种纵容性的信号，允许他继续对自己说谎。这种自我欺骗分为三种最基本的类型：近乎盲目地信仰；找个合理化的理由；以及“都是我的错”。
面对伴侣的习惯性说谎，作为受害者的我们自我欺骗的第一类，是一种近乎盲目地信仰。意思就是，他爱我，所以永远不会欺骗我。然而，我们应该做的是，不要因为感情上的投入，而放弃理性地观察；不要想当然，要学会收集信息。
第二类是习惯性地给对方的谎言找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从而让自己对生活实现表面上的正常化。但是，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主动为伴侣提供情感与精神慰籍，以及安全感，同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面对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任何背离了这个主旨的行为，哪怕借口多么复杂、合理，都是爱的相反面。
第三类叫“都是我的错”。意思是说，由于本身的低自尊和高敏感人格，受害者会认为对方说谎的原因，是自己的过失，并且对此感到持续的内疚。但是，受害者应该明白，如果伴侣对我们的行为或者性格有意见，完全可以坦诚地进行沟通，不必借助谎言。我们对待对方对模式与对方是否说谎，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在面对伴侣的习惯性说谎，很多受害者意识到了行动的必要性，但却采取了错误的行为。由于这些行为是我们主动的选择，就从表面上给了自己一种摆脱了被动的状态，贯彻了自我意志的假象；但实际上，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我们关心的人，也伤害了自己，同时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帮助。
面对伴侣的习惯性说谎，作为受害者的我们正确的行动模式应该是，坦诚地直面伴侣的谎言，不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同时也不会单纯因为想挽留这段关系而失去自己的底线。
给自己一段充足的时间，能够专注地思考自己对这段亲密关系的期望，以及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坦诚地和伴侣沟通，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发现了什么，自己现在的感受怎么样，以及如果想让这段关系得以延续，自己想要什么，无法接受和不可触碰的底线又是什么；
向自己信得过的家人、朋友以及心理专业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沟通过后，无论成果如何，请给自己创造一个抽离和独处的环境，暂时和自己对伴侣分开一周左右的时间，为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作为伴侣习惯性说谎的受害者，一定有满腔满腹的怨气和其他负面情绪需要排解，但是单纯的独处是无法达成这一目的的，而是应该接受专业心理医生的疏导训练。
在直面自己对悲伤和痛苦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抽离和定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做一份“损失和拥有清单”，它有助于我们远离“损失厌恶”带来的莫名恐慌，让自己了解到自己拥有的还有很多，生活距离想象中的完全垮塌也还很远。
如果亲密关系破裂，我们将会有哪些损失，比如对自己魅力的自信、对他人的完全信赖，或是曾经那个特别信赖依恋的伴侣等等；我们还拥有和能够控制的东西，比如始终爱自己的孩子、一份稳定的工作，或是来自亲人朋友的支持等等。
我们还可以写一封信给正在经历痛苦折磨的自己，或者干脆写给痛苦本身，历数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生理感受。这样有助于从自身的痛苦中短暂地抽离出来，逐步实现情感脱敏。
在抽离和定损之后，我们就可以和伴侣再次见面，进行沟通和对质了。无论对方的态度如何诚恳真挚，我们也不要迅速接受对方的道歉。因为太轻率的原谅，既无法平息我们内心依旧存在的悲伤和痛苦，也给对方发送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他犯下的错误无足轻重。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达成一场严肃深入的沟通，那么给对方的信息必须包含三个关键要素：自己掌握的事实、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对于这份感情的需求。
我们之所以选择沟通，是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评估这段关系，是否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然而，无论我们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都是可以接受的。
无论是结束这段关系，还是选择共同面对，最终的目的是实现自我成长。例如，通过这一段的煎熬，我们能够学会重新信任。
这里的“信任”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我们通过发现伴侣的谎言并加以解决，从而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其次，通过这场风波我们会发现，信任不是一种我们能够随便交付，单方面等待对方回馈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双方共同培育、约束彼此行为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