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消费常常与自私、攀比和缺乏节制联系在一起。我们倾向于认为，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裕的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对自我欲望的控制能力变弱，不仅舍得花钱消费，甚至贷款超前消费，出于攀比心理过度消费。
“我们这个时代广布的罪恶就是奢侈过度”——这句评论，似乎既是描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因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债务陷入财务困境的欧美中产家庭，也可用来批评当今的“精致穷”年轻人。但实际上，这句话是一位美国作家在1832年写下的。这提醒我们：对“消费过度”和“举债消费”的警告古已有之，消费不仅是二战后繁荣时期的现象或弊病。
追溯商品的历史，消费的图景远比“将人异化的消费主义”复杂。在《商品帝国》一书中，特伦特曼提供了对“丰裕社会”的另一种叙述——除了其思想根源有悠久历史的消费主义以外，还存在另一种思想脉络。根据这一脉络的观点，人只有通过使用物品才能成为人，对更多物品的渴望推动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文明的发展。
17世纪至今消费被正当化的历史
关乎自由、尊严和社会经济发展
“消费”（consumere）在12世纪首次出现在法语中，然后进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时，这个词代表着“用完”或“某物在实体意义上被耗尽”。时至今日，该词的动词形式（consume）依然有“消耗”“耗尽”的含义。欧洲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施行禁奢令，各国政府都曾下令禁止国民逾越阶级地位购买外国奢侈品。
但在17-18世纪，一种更灵活宽容的消费文化率先在荷兰和英国发展起来。一些思想家开始主张，个人对更多物品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行为不仅利于个人，且能让国家富裕。
17世纪80年代伦敦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先驱人物尼古拉斯·巴尔邦提出，身体的需求和灵魂的需求是人的两项基本需求，后者的需求是“无限的”；时尚不是浪费，而是“对新奇事物和稀罕物品的追求，这种追求促进了贸易”。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进一步提出了“私人恶习促进公共利益”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观点：
嫉妒本身，以及虚荣心是劝人勤勉的牧师；它们在饮食、家具和服饰上 愚蠢得可爱，且变幻无常、那一奇怪的荒谬恶习，就这样成为拉动商业的车轮。
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卢梭的对立面。他认为，奢侈让一个国家更强大、更幸福，欲望不会导致专制，相反，它是自由的堡垒，因为它扩大了“中产阶级”，他们既不会像贫农一样屈从于奴隶制，也不想像贵族一样欺压别人。
自由贸易的英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利于消费者的帝国……英国政府没有压榨其人民，而是转向了一条增长之路，对不断增长的商品课以轻税。”至19世纪，英国的“商品帝国”更是随着殖民的脚步扩展至全球各地。
即使是在殖民时代，消费对非洲人的意义也比“入侵”“压迫”或“奴役”复杂得多。特伦特曼指出，商品对前奴隶和移民来说甚至可以称作“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一件衬衫、一顶帽子、一块手表或一面镜子都是通往社会包容和获得尊严的门票。
消费是解放还是奴役？
消费文化是浪费还是时尚
在特伦特曼看来，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是围绕消费展开的价值观论战终于和解，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人们都被许诺过上更好的生活，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标尺。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没有停止购买，而是试图用“消费降级”来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人们会继续在价格更亲民的餐馆吃饭，继续购买更便宜的新衣服；时尚周期没有任何变化，女性的服装和帽子依然频繁变化；家用电器消费的趋势也在继续，虽然烤面包机的销量下降了，但1932年美国家庭购买的电冰箱数量是1929年的四倍。特伦特曼认为
人们将更多的钱花在家里，反映出的是一种比奢侈品消费更深远但往往被我们忽视的趋势，即舒适生活的标准在提高——中央供暖、热水淋浴这样的设施越来越被认为是“刚需”。
国民的物质欲望是难以驯服的，而且经济管控往往事与愿违。1917年，新成立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采用配给制、取缔私人商店，到1930年，只有不到6%的零售市场仍掌握在私人交易商手中，此时人们购物只能通过国有商店、物物交换或黑市。
1932年，关键行业的大部分工人都在国有食堂用餐；1933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已低于十月革命时期；1935年，配给制被废除；1936年，列夫·托洛茨基在流亡墨西哥时写了《被背叛了的革命》，将商品短缺描述为国家权力的滋生温床——在1928年他被流放时，人们经常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门口排队等着商品运达，拿到一份就转卖，整个过程被称为“排队主义”，能否排上队全靠有没有人脉。人们发现，越是难获得商品，商品就越有吸引力。
“商品扩散打破既定地位准则
地位驱动不理性的消费竞争”
当范勃伦于1899年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时，收藏行为已从王公贵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引起了人们对“商品扩散打破既定地位准则，地位驱动不理性的消费竞争”的关切与忧虑。《丰裕社会》的雄辩容易让人忘记，它不是一项不偏不倚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一项为增加公共支出辩护的主张，他主张征收消费税以资助社会福利事业。
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消费文化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选择”和“自我表达”是人们拥抱消费的重要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我”的构建不止在精神层面发生，也在物质层面发生。
皮埃尔·布迪厄于1979年出版的《区分》一书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描述。布迪厄认为，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品位体系，“品位把人和物结合在一起”，位于顶端的精英阶层想尽办法捍卫自己对“合法文化”的垄断，以彰显阶级优越性。但之后的不少研究发现，所谓“统一的阶级品位”并不存在，品位的传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大众媒体、电视和音乐设备的普及促进了品位的多元化，一个人可以既欣赏古典音乐又跳街舞。
写在最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短缺和分配不均在民主德国已破坏了社会团结。谁能拥有一辆轿车？谁能获得一部电话？什么是“奢侈品”什么是“基本需求”？消费之难归结于一个问题——某些群体享有特权，而大多数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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