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前年去世。四姨妈说我也该为父亲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只是心绪杂乱，一直拖着。前些日子看了电影《隐入尘烟》。不喜欢，却触动，索性拿来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

父亲在解放前出生在乌苏里江畔的佳木斯市，幼年随家人一起回到了山东莱州农村的老家，作为一个勤俭朴实的农民，度过了他的一生。

我很少问，父亲也很少说起他年轻时候的事儿。不过有件事，别人偶然提及，我觉得蛮侠气，所以追问过他。那是文革初期，父亲到水产局当临时工，同事里有一位是被打倒、发配来劳动改造的县长。除了干活，县长每天下午还要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在工友的押送下去游街。这是很大的羞辱，也是很累人的苦差。父亲到水产局的时候，这事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作为最年轻的后生，押送的苦差很自然就给了父亲。父亲说，士可杀不可辱，人不该被这么糟践。所以，游街变成了散步——出发时间拖到了黄昏以后，出门就直奔城外，父亲把那个木板牌子从县长的脖子上摘下来拎着，两个人绕着城墙根儿一路聊天。父亲说，县长其实是个好干部。后来县长平反、恢复工作，到农村驻点就选了我们村，在小学校找了间房既当宿舍、也当办公室。父亲晚上常去看他，也会帮忙抄写文件、撰写报告。实际上，那段时间县里很多文件都出自于父亲的手笔。再后来县长调到邻县当书记，问父亲愿不愿意去给他当秘书，正式编制他负责解决。父亲没去。我问父亲，你为什么不去？你要是去了，生活也不用过的这么难。父亲说，当初他落难，我是同情他；后来他复职，我是帮助他。本来就不是图他什么。但是跟他去、听他管，就不一样了。再说，去了就不能种地了。当时干部的待遇也就那样。我走了，你老奶奶、爷爷，这一家子吃饭谁管？也没想到干部会变成现在这样。谁的日子谁过，挺好。我清楚记得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在西厢房的灶下小马扎上坐着，微微侧着身看着燃烧的灶火，身边被锅沿上散出的水蒸汽和灶火燃烧冒出的烟尘围绕着。

20世纪60、70年代的农村生活，艰苦程度超乎我们后几代人的想象。我恰好出生在1978年。到我能和父亲那样聊天的时候，生产责任制早已经普及。当时父亲和母亲承包着十几亩地，又到村办工厂里做工，一心要把生活过起来。一切都有盼头，但不轻松。不过人对艰苦的承受力，有时候也超乎想象。拿我来说，当时身高还不到一米四，已经能跟在父亲后面，用独轮车推起三四百斤粮食。我能独自徒手拉犁耕地，这得有力气、也要有技巧，这就比别人家省了一个劳力，或者一头黄牛、骡子这样的大牲口。夏收脱粒是一年中最累最脏最紧张的，十来亩地，万把斤小麦，得连续干十五六个小时。要防着突然下雨、算计电费，还有下一家在等着。除了快，没别的法子。别人家有亲戚帮忙，七八个人吆喝着干起来，看着都很热闹。但我们家只有三个人能干。哥哥在家的时候，我年龄还小帮不上忙；我长大能干活了，哥哥读大学离家去了。雇人的钱并不是花不起，但太浪费了，连当时已经十岁左右的我，都没觉得有那个必要。我把脱粒机吐出的麦粒装袋转到附近的空地上，瞅空帮父亲拆麦捆，再去帮母亲把麦秆草堆成垛……一直来回用跑的。中间休息个三四次，吃口饭、喝点水、坐一会儿，然后继续。酷热，没有一丝风，脱粒机放出巨大的轰鸣，弥漫的灰土搀着汗水糊在脸上和身上。父亲淹没在脱粒机这头的尘烟里，母亲淹没在脱粒机那头的尘烟里，我的活儿本就是最干净、最轻快的。快干完，没心思想别的，累不累是干完活以后的事儿。所以《隐入尘烟》里描绘的劳动场景，在我眼里是那样的舒缓和浪漫，宛如余晖下的山水田园。

家里确实曾有机会得到一头大牲口。村里用类似“分歧终端机”的方法，解决了分产到户的公平问题。抓阄。父亲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打发只有5岁的我去。这是我印象里他干过的最不严肃的事情。抽到的纸条上写着“马”和其他的一些字，我一溜儿烟地跑回家去，脑袋里是一个骑在马上、趾高气昂的熊孩子。父亲把纸条扔在一边，坐在炕沿儿上慢慢地卷着烟。老旱烟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普遍，薄薄的一张纸，通常是撕下来的日历一裁为二，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斜着夹成槽状，右手把晒干、揉碎的烟末撒在槽里，拢成一头粗、一头细的一条，再用拇指和食指拈着粗的一头熟练地转动，卷出一个紧实的圆锥形，用口水沾湿翘起来的一角黏住烟身，再撕掉粗头那边的拈头。整个过程不要半分钟。这种烟劲儿大，呛人也呛自己。但只要块儿八毛的买点种子，和一小片土地，一年的烟就有了。抽惯了这种烟，再换任何一种烟卷，大概都觉得没味和不划算。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木框子，和一块镶了T形木把的方石墩子，说这就是分的东西。一个活物怎么会变成那么两个东西呢？我直到青年时代都不愿意对父亲的决定有所疑问，所以很多年之后闲聊才问出这个问题。父亲和当年一样慢慢地卷着烟，很平淡地回答我，养不起，也没用，我换了。其实我知道答案。相对于减轻劳动负担，家里当时有更急迫的需要。

要先盖房。

我们家的老房子是胶东一带特有的海草土坯房，门檐低矮，光线昏暗。据说老房子已经有五代人住了近百年。所以下雨天必定会漏雨，炕上也经常摆上接水盆。幼年的我经常就躺在几个盆的中间，听着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觉得挺好玩，似乎从来没想过房顶万一随着水滴一起塌下来、砸到脑袋上会怎样。父亲清楚，老房子真的不行了。

新房子必须是瓦房，要坚固的可以住一辈子不用翻新。但家里刚刚温饱之外薄有积蓄而已，钱不够。父亲的办法，跟马有铁一样，自己动手。他是建筑工程师、家具设计师，也是带队的工头，和具体干活的木匠、瓦匠和水电工人。母亲和哥哥是小工，我对所有人来说是大部分时候不听使唤的使唤。

盖房子的建材，大部分是父亲自制的。买来的红砖只能用在墙面装饰和墙体里必须加固的地方。院墙的墙体是父亲自己做的石灰砖砌成的。石灰比水泥便宜的多、也易得的多，沙子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混合成建筑材料要很好地掌握原料配比和成型工艺，才能克服易碎易老化的缺点。尽管如此，石灰砖的承重性绝对不适合建设一栋结实的房子，因此地基和建筑外墙的下半部分全部用了石头。石头是从村东大沟里一块一块捡出来、用独轮车推回来的，干这个事情至少跨越了一整个冬天。父亲用铁锤和凿子对石头进行处理，最硬的用来做地基，能修出平面的用来砌墙，太不规则或者强度不够的砸碎了用来垫基坑。房子墙体用的主要是土坯砖。做土坯砖要有工具。只是马有铁的技术跟父亲相比，可差太远了。父亲做的土坯砖，用锤子砸都不容易碎裂的；父亲砌的墙，是没有一丝缝隙的。墙面是石灰抹成的，我不知道父亲用了什么方法，避免了雨水侵袭和自然老化容易引起的空鼓，到现在仍旧平整致密，只是有一些辩驳的变色。只有新房上梁的时候请了人、喝了酒，这段活必须找人帮忙，也是一种隆重的仪式。我记得其中一瓶酒居然是白兰地。张裕白兰地，产自我们家乡的洋酒，曾经得过世界博览会金奖的。我偷着喝了一口，难喝得很。可是大人们都喝得很高兴。

盖房子、打家具的木材很杂，有买的原木，也有自己种的树，在父亲的手下有条不紊地变成了房梁、檩条、门窗、橱柜、桌椅……父亲做的椅子，坐上去身体要完全挺直。虽然腰背和圆弧的靠背完全贴合，但对于生性过于活跃的我来说，这样的椅子并不舒服。只是这样的端直，似乎是父亲觉得唯一正确的坐姿。父亲做的餐桌有双层嵌套的桌面，平时只用小桌面，来客人了可以直接扣上大桌面，严丝合缝但又毫无阻滞；桌身是个平开门的倒方锥型双层柜子，把手是有嵌画的玻璃圆柄——这个让我稀罕了很久。桌脚的线条是最让我着迷的地方，每次看到总会让我有类似辛巴站在山崖上傲视草原的奇怪联想。除了必要的连接件，父亲做这些家具没有用到过一丁点儿的金属，可是经过40年的漫长岁月依旧坚固如新，连漆面都没有出现一丝的裂纹。父亲最后做的，是张书桌，说是专门给我的，希望我能比已经读大学的哥哥能更进一步。讲真，这百分之一万的不公平，难度系数太高。

装修的工作仍然全部是父亲自己动手。墙壁刷了白粉，衬着房间门的乳黄色，在白炽灯的灯光下显得柔和而温暖。那盏脏乎乎的煤油灯不知被丢到了哪里——说不定是清朝的，或者有一天会成为一件文物。套间和卧室的吊顶虽然是纸糊的，但浆糊刷的很足，用裹上报纸的干高粱秸压边。套间地面铺了红砖，卧室铺的是父亲自己做的水泥砖。堂屋是最讲究的，用了更多的水泥、更细的沙打成混凝土地面，用铁棍压出了花纹作为装饰，摆上了新做的橱柜和餐桌。父亲还额外花了一笔钱买了五合板做成天花板。这让我至今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堂屋门的也是双层的，漆成有点刺眼的绿色，镶上了玻璃，屋里登时显出前所未有的亮堂。堂屋门外两侧的墙面做了很好看的喷砂装饰。这也是让我到现在都觉得神奇的事儿，不知道他是怎么在脑子里完成构思，怎么用那些简陋的工具做到的。门檐下也安了一盏点灯，这样夏秋的晚上我们在院里乘凉就不必黑灯瞎火，还可以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剥玉米、剥花生。门前打成了一块规整的水泥地面，一下子似乎有了城里人家的样子，从此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就在院子里幕天席地而眠——那时候的夜晚，星斗漫天，蝉虫唱和。两条杂石板路分别通向院门和厕所，不用再担心下雨的时候两脚泥泞。臭烘烘的鸡窝拆掉了。新建的照壁上贴着福字。院里还保留两块没有硬化的空地，那是用来种菜的。西红柿、黄瓜、芸豆、萝卜、韭菜、小白菜、茄子、辣椒、鸡腿葱、草莓……角落里还有香椿和葡萄，根本吃不完。母亲还在院里院外种了几棵果树，苹果、杏儿、桃子、梨子、无花果、石榴都种过，还有山楂。有一年山楂结的好，母亲舍不得全卖掉，捡了一筐最大个的留给我和寒假才能回来的哥哥。哥哥居然把四十斤山楂全吃掉了。我永远忘不掉这件事，以至于至今我吃山楂罐头、山楂糕、山楂片……就是不吃整个儿的、原味儿的山楂，无论是鲜的还是做成糖葫芦的。

整个工程总共耗时大概2年半。在这期间，父亲和母亲没断了在地里务农、到厂里做工，哥哥也没耽误上学，家里还添了一台接天线的青岛牌黑白电视机——相当一段时间晚饭后，经常有十几口子拎着马扎到我们家来。

日子也真的开始好起来了。

哥哥1990年考上大学，当了某位行业权威的关门弟子，拿到博士学位后留在北京工作。年届九旬的爷爷一向无病无疾，在1992年正月初九的夜里梦中鹤归，现在想起来也应该是源于心力衰竭，只是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我在1997年和父亲大吵了一架，混完大学又在外面瞎晃悠，回到故乡呆了13年之后，和妻子、女儿又漂到了深圳——期间有几年，母亲跟我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只有父亲一直住在他亲手盖的房子里。而房子也的确像他设想的那样坚固，40年来除了换过两次瓦，没有进行过任何大的修补，所有的结构和陈设始终如斯。

时代在变。种粮食不再挣钱。日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静脉曲张，使父亲也不能再从事沉重的劳动，他的手艺也没了用武之地。父亲只得把地转租出去，找些看门人之类的散工来做。我告诉他，不用再去工作了，家里一切花销有我。我跟他说，家里房子住得不舒服，生活也不方便，不如干脆跟我一起住。父亲不肯，一开始会跟我吵，后来压根儿就不搭理我这话茬。父亲还是悄摸儿地去找活儿干，我就只能装作不知道。我有时候会不打招呼地去他工作的地方，陪他一起吃顿饭。父亲起初总是撵我走，但见我坚持没走又很高兴，看见人说“这是我儿子”也越来越顺溜。他跟我夸耀如何找到这份工作，如何把要做的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如何把值班室收拾得比别人都干净，如何把偶然发现的旧东西改造成有用的东西，如何在手机上发现了新的功能……他很开心，瞒了这么久才让我发现。他会带着我去巡视他管辖的区域，就像带着童年的我去巡视他的庄稼。这是我成年以后，与父亲相处最和谐的场景。我理解他，劳作一生的人是闲不得的。他仍旧能挣钱，仍旧是一家之主，仍旧在撑这个家。他依旧忍不住要教我些人生道理，责怪我不知节省，也渐渐习惯了我戏谑的反驳和不知所谓的东拉西扯。我告诉父亲不要舍不得吃，不要再抽烟，不要乱吃药，不要……当然，他把我说的也一律当废话。说话有人听很重要，说什么、听不听、懂不懂，都不重要。我拿他毫无办法，这大概让他很得意，让他觉得在儿子面前老子依旧是老子。其实我也愿意他保持这种自洽的心境，很欢喜看着他骄傲地咧着嘴笑的样子，这让我想起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年纪，终于使他找不到愿意雇用他的人了。彻底失业以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饭吃得少了，烟也抽得少了，偶尔喝点酒。他经常坐公交车到城里看人下棋，到书店看书，到超市转转有没有打折的东西。父亲偶尔会来和母亲一起吃午饭，然后给我的厨房留下几个鸡蛋、家里种的青菜，或者他早上去赶海挖的蛤蜊。他不舒服的时候依旧坚决不肯去医院，只是凭着自己的想法买点药。对我和妻子让他去做体检的劝告，他坚决地看做是只会瞎花钱的不懂事和不可理喻。但父亲有时候会去医院呆几个小时，去看怎么挂号、怎么缴费，哪些科室在哪层楼，怎么坐电梯。这让我和妻子都觉得好笑。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他相信，这些事其实可以不用他自己操心。

心力衰竭。血管脆弱得已经不可能承受一次手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从深圳赶回来的路上。母亲说，父亲挺安详的，神智清明，一切都交代得很清楚。葬礼很简单，仍有很多亲戚和邻居自发来帮忙。父亲去世后，母亲愈发坚决地不肯住我城里的房子，也不肯跟我来深圳。她坚持独自在她和父亲一起盖的房子里生活。她是觉得房子在，父亲也还在，只是临时有事儿出门了而已。毕竟，以前那房子里，总有父亲在。守住了房子，就是守住了父亲。不能劝，只能信。担心是我自个儿的事儿。

《隐入烟尘》我原本是绝对没打算看的。我怕想起父亲。是导演李睿珺的访谈触动了我。“土地可能不需要人类存在，只是人类存在需要土地而已”。李睿珺导演的这句话，我完全同意。

只是，我们的身体虽然离不开土地，精神上却越来越疏离了。沥青和水泥遮蔽了土地，麦粒离开了麦秆，驴子被赶走了……我们与土地的联系一直在边缘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吗？我不确定。有人说，驴子和土坯砖象征着落后的生产力。这有其统计依据和科学道理，我不能不同意。但我也不能完全同意。因为统计和科学都必然基于某种假设，假设必然隐含某种缺失。真正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她供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包容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生生不息。我们若失去对土地的敬畏，就泯灭了真正的价值。生活不可以被量化，幸福不可以被比较，马有铁的房子不等于150张百元大钞。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不该是这样。我觉得这才是《隐入尘烟》所要表达的：我们感受到越来越丰富，又总是觉得不断在缺失；自以为在给予，其实仍在索取。美好的感情，亲密的关系，彼此依靠、相互包容、互为念想，这才是让我们感到真正愉悦的部分，或者会让我们更容易靠近幸福。

女儿有一段时间令人意外地狂爱《觉醒年代》，很多台词都到了熟极而流的程度。这让我惊喜兼且惭愧，就找时间陪她一起看，给她讲一些她不了解的背景和文字。于是，我也终于有机会在久已暌违的记忆中，找到了那个词汇，供奉给隐入烟尘的父亲。

温良。

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一生艰辛，也一生温良。父亲的唯一念想，就是家。所有人都得回家。家要吃饱穿暖，家要有瓦遮头，家要自己守护。所以家得在那块土地上牢牢的，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父亲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不愿意离开家所在的那块土地。

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了。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不敢下笔去纪念父亲，恰是因为我的离开，违背了我自己。我终于明白，父亲临终的不舍，不是不舍得自己，而是不舍得再也看不见我们，不舍得再也不能等我们回家。他怕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家。

亲爱的父亲，让我在心里这样称呼你吧。

我想家了。

我，想你啊。

                                                                                                                                                                                      写于2022年，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