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迁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幼年好学机智灵敏

司马光幼年时，非常好学。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别人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时，司马光却独自苦读，像董仲舒和孔子读书时那样专心和刻苦，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他更为刻苦，收获就更多，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能终身不忘。司马光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慢慢回想自己之前读过的书，想想它的意思，收获也就多了!”

司马光不仅好学，而且也很机智。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孩子就要被淹没，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个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资治通鉴历史巨著

司马光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外任。1071年，他调至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15 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独乐园环境幽美，格调简素，这也体现了司马光的情趣和追求。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放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吕蒙正等也常来此聚会，此处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司马光为《资治通鉴》付出毕生精力，积劳成疾，成书不到两年，便离开人世。《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借助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959年)，共1362年。作者把这时期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政治保守反对变法

司马光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但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屡次上书抗议。他认为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主张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偏于保守，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司马光的政治远见

司马光虽然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一纯粹君子之争，都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由衷地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