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埋葬父亲的那天，在墓地，小五就说：“我终于把父亲打败了！”
然而在十三年后，我儿子结婚时，他发短信给我，说：“我错了！”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是啊，父母的坟头已长满了草，一厂的楼房已经不值钱——全中国的房地产都在走下坡路，他的那个大房、小房都不住，他是花钱租房在市里……到现在他说他错了！是因为房子不值钱，错了吗？还是当时不该拼死夺取父亲的“居住权”？写到这里，我的两眼就盈满了泪水，我可怜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干部，却不如一个老农民活得舒心，他们什么都没有，儿女却很孝顺，比如我现在的岳父……他已经九十六了呀……在上次那次疫情夺取了老伴的生命，那是前三年的事情，每到过周年，儿女们到坟上都要大哭一场，而我的父母坟头上却少了泪水的滋润，变得干枯而狰狞……
我是不满意和平对待老人儿的态度。她的焦点是在钱上，而我却是很看轻这一点。我主要是想让父亲有一个安定而幸福的晚年，却不能。我的姐妹弟，他们是“造反派”，而我和老大是“保皇派”，矛盾不可调和，成了敌我矛盾。我和妹妹大吵一架，要离开北京，后来她又让常进文约我到饭店坐坐，以缓解矛盾。殊不知我是不能站在你的那边来共同反对父亲的婚姻。这可真应了那句：“趁你病要你命！”
父亲就不该做手术。可不做也不行，现在已经那样了——天天尿血，输两天液好点。“要是不做手术，那就要‘透析’。”事实上是父亲得了癌症，已经“扩散”，尽管切除了肾脏的一侧，但很快另一侧也不能工作……
父亲的生命岌岌可危，在这时你还在他伤口上撒盐……难道我不是吗？父亲不理解我不让他做手术的用意，可也实在没得选。厄运就是从现在开始……事实上，当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感觉到自己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但又坚信只要有钱日子会好的……
父亲错了，错在哪里？首先不该要那套大房子。要么把那套大房子捐出去。……瞎说，捐出去自己住哪儿？当时，母亲怕弟兄们有意见，就让小五掏一部分钱，反正老俩口儿去世后这房子就归郑德武。后来小五也说过：“谁要出五万，这房子就归谁。”他错了，我并不是和你争房子，而是让你给父亲一个居住的地方。你说要住大房子，你住就好了，可你不该连小房子也不让父亲住呀！
父亲手里留钱又错了吗？像贺森那样把存款分给儿女，只剩自己的养老金，住自己的房子，娶个老伴儿自己过活儿。省得到时候说谁谁把钱吞了……
要是住进了养老院大概就没有这许多麻烦和矛盾？儿女们也都和谐、孝顺？
——究竟是哪里出了状况？原本好好的，却搞得一团糟。父亲不解地问：“那，我的房子呢？”
“小房是我的；大房是你给我的——你哪里还有房？！”七绕八绕，父亲就真得没房住了。
到我这儿，我就想：人老了，住得房子越小越好，不要住大房、别墅，到时候儿女们会眼馋的；也不要留太多的钱，最好是没钱，越穷越好，这样就没人惦记你。
老年人，要多多活在你的精神世界中，那样就快乐无限。不要试图和别人“沟通”，记住：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不要试图打破它。
你说说，又是一个春节到来。窗外炮声隆隆，我却坐在电脑前来追忆父亲的死因，要是没有这许多事，父亲或许还能多活几年？然而，我在三泉湾看到那溺水者——那个黑色的羽绒服在水面上漂浮着，我看到那人的后脑勺，他的面部是浸在水里……我不敢看，那警察说我：“你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怕个死人？”
他们是刑警，天天和死人打交道，我不能跟他们比。在三泉湾游了二三十年，固然三泉湾改造前年年淹死人，可每一个死者我都没正眼看见过，往往都是淹死人过去好几个小时，我才去三泉湾。
这三泉湾改造后，这是淹死人的第一个。他是自己跳进去的，是喝了半瓶汾酒，还抽了几颗烟，打火机也在岸边放着。是留给人让人知道？他是自杀。可那羽绒服在水里漂浮着，像个救生圈——他是怎么做到自杀的？不应该呀！一直漂浮着，是东风将他吹到这西边，用了两个小时，我去时……大概我是发现他的第一人，要是我不报案，恐怕没有人发现，除非是那个养鱼人，也就是司马泊的马占录。
警察把那死人捞上来马占录过去看了一眼，说不是他们村的人，说是四十多岁。这个年纪的人压力最大，他是输了钱跳进去的？是输了一百万？那电厂的人有好几个输一百万也不会去死，而是“跑路”，过几年从外地回来，那账就死活也不认了。
那在一边看热闹的女人说：“大概是抑郁了。”也许吧。只有抱定死得决心的人才能穿着羽绒服溺水而亡。
“过个大年真烦啊！为什么要过大年呢？”
那人过这大年是过烦了，不愿再过，所以，在年前逃之夭夭。
过大年父亲躺在小五家的床上，他盼望着我和老大去给他拜年。结果是，两个儿子都没去。你说，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父亲从北京医院回来，我去看过一次，这大年初一也就不过去了，你要过去，人家还以为你是去要“压岁钱”呢，故而，也就不去。
父亲从北京医院做手术回来，本来身体虚弱，再加上自己屋子被搬空，看到那一片狼藉的样子，父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一病不起。那次我过去看父亲，他干张着嘴说道：“那女人坏透了！”他从被子中伸出那干枯的手指去抓那放到桌子上的饼干，小五也不在家，忙着上班，屋里只有一个孙子……我就想，父亲想喝口水也没人照顾……怕是活不久长了……
你想，一次次打击，父亲还能活吗？
后来我听我妹妹讲，父亲是给我准备了八千块钱的，就等着我去拜年，可我死活没去，后来是父亲让我弟小五给我送，他是给我送了几条虹鳟鱼，了事。他送我的鱼我一条也没吃，而是又送给了别人……
“你也不来看看我？”父亲来电话。一个凄苦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
又过几天，来一个电话，是老大打给我的，说父亲已经住院，是在城区医院……
我过去，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爸爸，我来看您来了。”父亲挣开眼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又闭上了双眼……我尴尬地坐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一定是在生我的气，他怪怨我为什么不来看他……
小五媳妇小傅说父亲好多天不拉屎，肚子鼓得，是小五用手指掏那屎……一家伙流了满床的屎……又说拉父亲过来人家医院一看这情况，不愿收，好说歹说最后才收下……
我知道，父亲受尽了折磨，离死也就不远了……
老大两口子在床上坐着，和小傅说着话。
“等着吧，我回去了……”我说我睡不着觉，也就不在医院里等了，让小五等着那最后的一刻。
打父亲决定要娶那老人儿，他与小儿子的战斗便开始了。从那时，我也屡受折磨，半夜里时常打来电话，那时候，我最怕得就是半夜里有电话打进来。你说父亲求援，弟弟又不听我的，最后弟兄反目成仇，都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到这地步。
那时候，我就睡不着觉了。后来愈演愈烈，不吃药就难以入睡。一次连着三天都不能入睡，是和平给了我一颗日本药，好家伙，我吃了这药一下睡三十六个小时！睡得啥也不知道了！——这药太厉害了！要是多吃两颗，恐怕就要睡到那边去了……可也没有痛苦。——这活得麻烦的！麻烦也还是要活！父亲遭受那么大磨难也还是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知道父亲来日无多……
你说我那时都不想活了，吃饭吃不进去，一吃胃就痛；背部也时不时地抽搐着痛，我就想是不是我也得了赖病？像母亲那样的病。后来我到医院做检查，还做了胃镜，说是胃溃疡，结下来就是三个月连续吃药，可那病一直没好，主要是睡不着觉；睡不着就伤胃，胃不好就消化不良，吸收就不好，没营养；缺乏营养，就更睡不好觉……恶性循环。要知道那胃是我插队时和村里的一个朋友喝酒赌气，一口喝了半斤酒，要知道那烧酒是六十五度！把我的胃烧得尽吐绿水水，三天时间都没吃一口饭！你说年轻赌气多害人！这一辈子落下这病根儿，怎么治都不会好。好好保养了五年，又喝了一瓶啤酒，这就又伤了胃，——又坏了！——到死这病都不会治好。要记住：年轻时千万不敢逞能，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事，装怂是最好的处世方法。——老了才有这样的心得。
我带去北京的钱，后来听她们讲是父亲给分了，每人分个一万两万的，没有给我分一分钱，我也不去管了，我只是感觉累，和心痛，一种十分焦虑的情绪困扰着我。而和平打把父亲接到北京看病，此时，感觉到的是：无奈，和无助……
你说说，家里就一个老父亲就把人闹得上蹿下跳，鸡犬不宁……我们的内心实在也不够强大！
三天后的早晨，老大来电话，说：“父亲走了……”
我没有到医院，父亲的尸体已经拉回，放到电厂医院的太平间……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我那可怜的父亲……2011年4月6号，这天正好是清明节父亲就是这天夜里死在了城区医院，凄苦冷雨下了一夜……
接下来就是老大主持召开了会议，弟兄姊妹五个围成了一圈，在那太平间。老大讲，父亲在北京看病报销了七万块钱，那钱哪里去了？老五说他都花了：给父亲办离婚、请律师……钱是没了，那只好大家各出一万，一共五万，办这丧事。大姐说她不出，办丧事应该是儿子出钱。老大回道：“你不出也可以，那父亲过后的其它钱你也别分。”父亲是老干部，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政府是有优惠的，死后还可以一次领取十三个月的工资，还有丧葬费；遗孀也有三百块，每个月。
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越的条件，那小父亲二十岁的妇人才肯嫁给父亲，也由此让五儿子忌惮、怀恨，睡觉也睡不安稳。他是怕那房子父亲死后让那女人占了去，就是小房子他也不愿意。“你看吧，每次喝醉酒到父亲家大闹一场，然后大嫂、老二过去，你看吧他坐在那个凳子上，逼眼‘不噔不噔’，就是思谋怎么对付父亲！”老二是说那“五爬床”。他就叫他：五爬床！而老大说起那个无赖也是无语得很，每次父亲打电话他都不去，避免与小弟的正面冲突。和平从北京回来直接就说：“……那是一条狼！”她也算是看穿了老五。可原先她还说：“他小，你就让着点他！”老二就气愤地说：“小？怎么不去吃屎？！”老五，你叫他无赖也好，叫他五爬床也罢，反正他是要与老父亲拼个鱼死网破……。他媳妇就站在一厂西大门对众人说：“……我那流氓的公公要娶个小媳妇……”像泼妇那样骂大街。
“你那小儿子都是自己惯得。你对他越好，他就对你越是不敬！”别人都这样对父亲讲。
“说到底，是父亲又娶了，他再花不上父亲的钱了——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父亲一忍再忍……母亲在地下一定赞成小儿子这做法吧？我想是的。……也同意两个女儿在阻止父亲再婚的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努力……一定是这样的。
那还说什么，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各有各的盘算。人一死，一切都画上了句号。活人也在想：赶快让这不愉快快点结束吧！人死大家都高兴，他们喝酒吃肉，大声喧哗。“死了好，死了好，又吃馍馍，又吃糕！”
那父亲在担架上摆着，衣服已经穿好，里三层外三层，七长八短的衣服裹着父亲那干柴似的身体；胡子拉碴。妹妹让我给父亲收拾一下，我又不肯，花一百块钱顾个人给父亲刮一下胡子。本来在医院看父亲已经快不行了，小五就该给父亲洗洗身子、刮刮胡子，早做安排。
五万块钱收上来，老大是把它交给了妹妹和平，她又怕丢，暂时又把那钱存到银行里。
要买棺材，是和母亲那个一样样的，也是柏木的，花钱五千。老大让我和老五一起去，我不肯，老五自己去了，他回来这样对我们讲。
我记得父亲入殓老大再没用酒擦拭父亲的面容，就那样草草入殓了。父亲的面容很不好看，那骑行的老曹，说，人死时都是饿死的！是啊，我那父亲在死前好多天就吃不进食了，他也是饿死的……我说父亲的面容是“狰狞”的，那挂在太平间屋外的门眉上的遗照也是“狰狞”的。
“怎么把个像翻拍成了这样？”一旁的人都看不惯，让小五重新去照相馆翻拍。他也不肯，就那样“凑乎”吧。
老大想让我给父亲写个祭文，挂在那墙上，我也没心情写，老大只好自己来写。
儿女们都拿出六年前在母亲的葬礼上穿过的孝服，老五是把那孝服弄脏了（他是喝醉了在泥地里打滚），只好重新买一件。父亲的葬礼远没有母亲的热闹，孙子辈的都在上学，没能参加。二女婿在北京也没能回来。
你看吧，老大弄一帮车队的人在喝酒，老五也弄了一帮人比着喝，整个下午都在喝酒，大吵大闹，喝个烂醉。最后的那天老大公布了所有花费，每人还剩多少多少。二妹就说老大算得不对，后来又算了个第二遍。是啊，我的三个朋友是上错了礼，不知把那钱记在哪个簿子里……没人承认（我也没问他（她）们）……也倒无所谓。一人三百，也就九百块钱，不知装进了谁的腰包。
人们无论是喜事还是丧事，算计得都是钱。有的弟兄姊妹关系处得好，谁收得礼钱多，其它费用也就由他一人出了，也倒显得大气豪爽，弟兄姊妹其乐融融。反之，不但不多出，还想着从中贪污点，也就显得很卑劣，小人做法，这样一搞，兄弟情谊便难以维系，老死不再往来。
将老父亲埋葬在土壤中，总算完成了任务。打扫战场，那最没用的就是父亲的遗像了，从太平间里拿出，谁家都不愿摆放，弃于垃圾箱内……儿女们作鸟兽散……
插队时，我见过村民家里有摆放长辈遗像，是那种留长辫、戴瓜皮小帽的，也不知是民国？还是晚清的。也见过邻居家里摆放父母的遗像，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也难能可贵！过去父母死了戴黑袖套，后来戴孝牌，你现在很少能见到有个戴孝牌的。葬礼一结束，他们就把那孝牌扔掉，连同那孝服，说是要“隔墙扔出去”；我见那树上有挂红布条的，也是办完丧事的。
要死得有尊严。人老了提前要给自己照张遗像，穿戴要整齐，态度要和蔼。让人看去不是那么“狰狞”，坦然面对死亡。时常有专业照相师到村里上门服务，相照好，立马洗出，给你装到框子中。
现在家里人没人提前做棺材的，死了，就找“一条龙”，那里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装老衣服”，人一过七十二岁就要为自己准备。母亲死时不喜欢火葬，也就土葬了事。现在人富裕了，都把那个土包的坟头用砖块、水泥包裹起来，立个像样的碑，倒像是南方的习俗；不过南方比北方还是要讲究得多，他们有“门楼”、“庭院”。司马泊那个在市里做官的李，他就把祖辈的坟茔修缮的典雅而庄重，四周都栽种了松柏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做官还是好办事，有一帮人为你栽树、浇水，动用卡车、吊车，水车，等等，而老百姓想做到这样就很难。也就简陋、薄葬。
“我活着你对我好点，死了，拉出去喂狗，都无所谓！”那些不信神的人都这样说。
我说，等我死了，烧了，把骨灰就撒在三泉湾，那是我喜欢的地方，我的半辈子都在那里玩耍，死了也留在那里；喂鱼也好。——这样能行吗？不与父母埋在一起？会不会有人说不孝呢？
我这样说，那个刘青禄当下就反对，似乎是污染了他的三泉湾。
那个在腊月二十六投河自尽的中年男人，他这一死，我就想，那个在三泉湾改造前被淹死的殷国柱就该投胎转世……要是没人在三泉湾淹死，他也就很难转世。反正一个替一个，下次再有人在三泉湾自尽，这个人也就又投胎转世……循环往复……
父母都死了，这下可以好好睡觉了，再也不用担心半夜里有人给你打电话……那么安静，以至于过年都没一个人来问候一声……，即使那个无赖打来电话，也懒得去接，省得以后麻烦不断……老死不相往来……
麻烦的制造者，到底是父亲？还是那个最小的儿子？让我说就是钱闹的……
……唉，管他呢，不要去深究，都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事实上在父亲养老这件事上，我们做儿女的都有责任……看看，怎么又说上了？——没有哭声的葬礼……我死后会有儿女哭吗？——哭，你也听不到。
天主教不会哭。信耶稣的也有“哭教”，大哭，洗涤灵魂。
而我们的灵魂确实也太脏了，需要用泪水好好洗涤一下……慰藉死者。
说完丧事，再说说喜事。
我姐的女儿，她的婚礼是在“益友酒店”办的，请得人不是很多，十桌不到。当时我老婆不愿参加，这就奇怪了，人家也没惹着你，你干么不参加呢？我就气了，说，你要不去，那咱们就离婚！——这才勉强参加。
你说请了一个摄像的，竟然是孙优。他拿着一个很小的破摄像机，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我就想，那能摄个啥呀？
刘瑶，我那可怜的外甥女，正是那年她考大学，父亲突然得脑溢血死了……家里人千方百计地瞒着她……后来是考了长沙电力学院……这婚礼，她又想起了她父亲，她在台上一边唱，一边哭……我也在下边录像，来记录这一时刻……
她这婚礼是在母亲去世后。父亲拿多少礼钱给外孙女？问了和平，她说拿八千。父亲也就出了八千。弟兄姊妹都去了，只是老大没参加，前几年因为刘继承的死，闹了意见，后来就很少来往。这婚礼也就不来参加。礼钱上没上？不知道。
老大的儿子郑嵬在太原时，是搞了个对象，也领了结婚证，不知什么原因，婚礼也没办就离了。又过几年，经人介绍和张献的女儿结了婚，订婚是在祝家庄的生态园，订婚也就请了我们一家。郑嵬结婚时，父亲也已去世，老大和自己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关系处得都不好，都决裂，不来往。
老大给儿子办婚礼场面很大，请了五十桌，是在市里办酒席。说明他吃别人的请也很多。当时，他还是车队的队长，社会交往也多。
在生态园订婚，张献家是送女婿一块五万元的劳力士腕表。我就过后想：我的儿子结婚时，是不是他的岳父也送他一块价值五万元的手表呢？可惜，没有；不可能！你想吧，他一个农村人，怎么会送一块劳力士呢？——这手表，他大概听都没听过吧！
外父不送，我就送。我旅游，去泰国买回一块“欧米茄”，虽然比劳力士低一个档次，可也能拿得出手。可惜，儿子不要……有点太贵，怕招惹风头。唉，他不要，只好我自己戴。
其实四万六的手表并不贵。你想想，我八十年代结婚，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块“西铁城”，那手表是一百六。当时我一月挣三十六块，而现在我的养老金一月九千多……比较起也差不多。
我又想起我结婚时，外父送我一辆自行车，还有二百块的“扣帽”钱。那自行车在离婚后也很快被人偷跑。
父亲这么一死，因为钱的事，都闹了意见；还有其它的。和平女儿常啸结婚我就不去，大概只有我姐去大同参加。那年正是我儿子高考之时，我到她家上个礼，也就拉倒，大同就不去了。再说当时常进文是在北京工作，与神头的人也生疏了……
又是几年过去，那个郑德武的儿子郑蛟结婚，是在一厂搭个棚子开喜门，他厚着脸皮给我打了电话，我带着儿子过去，给他上两千元礼钱，第二天在市里办的婚礼我就不去了。见大姐也在，给帮忙。和平就没来。老大更不可能来。
到我儿子结婚时，老大提前跑到我家，上了五千元，说，这弟兄闹成这样，他也就不来参加了。和平也是只上礼，人不来。对等，因为当时我就没参加人家的婚礼。小五和大姐参加，没毛病。
父母去世后，弟兄之间更是要团结，不要闹意见。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钱嘛，更何况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富得流油，住高楼、开豪车，家里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母亲那一辈，就跟弟妹关系搞得很不好，因为他们吃了她两斗黄豆而耿耿于怀，老死不相往来。
“弟兄又有啥呢？各吃各的，各过各的！”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依存度不高，所以，彼此就很冷漠。不过人与人都是要讲道德的，讲利益互惠，亦讲礼仪。你野蛮，耍流氓，人们只好远离你。为人要厚道，也要大度，不要鸡肚鼠肠，不要斤斤计较……说去好说，做去难做……
每年的清明节都要上一次坟。我和我的姐妹上过两次坟，那次和我姐拌过一次嘴，后来就不一起了。弟兄上坟又怕遇到，只好你今天，我明天；或者你上午，我下午，反正是怕遇到，遇到了就很尴尬，彼此不言语，像遇到了敌人一般。老大后来离开电厂，跟儿子在国外，坟也就不上了。后来回国，久住太原，也很少回来上坟。
我就讲，别人一年要上好多次坟，每次上坟都买很多东西，夏天换夏衣；冬天换冬衣。冥币也要烧上半麻袋，而我的父母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到清明节那五儿拿一朵纸花过来，放到坟头上一走了事。再等下一年……
“活着还‘刮球打’（土话：作一般解）呢，死了更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