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3·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大意】鲁定公问：“国君指使臣子，臣子事奉国君，该怎么做？”孔子回答道：“国君指使臣子须依礼，臣子事奉国君须忠诚。”
鲁定公，名宋，是鲁襄公的儿子，鲁昭公的弟弟。昭公出奔齐国七年，最后客死在乾侯。鲁国“三桓”以昭公之子公衍、公为造成昭公出奔为由，不立二公子，改立公子宋，即鲁定公。自鲁文公去世，东门襄仲杀嫡立庶，鲁国国君就从此失去国政，大权掌握在季氏手中，到鲁定公时，已是第五代国君，人民顺服于季氏，不知道鲁君久矣。当时臣子在定公面前失礼，定公也无法指使他们。故问孔子，该怎么办？孔子回答了两点：国君要礼遇臣子，臣子要效忠国君。
君使臣以礼。“礼”是孔子开具给定公重振声威的良方。齐国晏子说：“惟礼可以为国，是先王维名分、绝乱萌之具也”。礼是先王用来维持尊卑秩序，断绝越分之念的工具。所以，要扭转“三桓”僭权越位的局面，只有依靠礼制。晋国大夫女叔齐评价鲁昭公失礼时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鲁昭公的失礼体现在，政令出于季氏，君权旁落私家。像子家羁这样的人才不能任用，公室一分为四，人民靠三家养活，无人心中有国君。那推行礼制，就得从明上下尊卑、选贤任能、夺回君权，政令出自公家，百姓靠公家养活等方面入手。鲁定公因此起用孔子，支持孔子“堕三都”的举措，以求摧毁三桓势力。孔子也因此平步青云，达到人生事业的巅峰。可终因定公意志不够坚定，也因三桓势力太过强大，加之齐国离间，孔子“出师未捷身先死”，被迫远走他乡。而定公自此终日沉溺于荒淫佚乐之中，政权又被季氏牢牢掌控。
君使臣以礼，也是君臣日常的相处之道。国君礼遇臣子，就是要尊重大臣的人格尊严，不能视其为奴仆，随意使唤。在《晏子春秋》记载了一则故事：某个冬日，晏婴陪侍景公，天寒，景公就命令晏婴说：“给我把热食端过来。”晏婴断然拒绝：“我不是为你进献食物的臣子。”齐景公又说：“给我把皮袍递过来。”晏婴还是拒绝说：“我不是侍候你穿衣的臣子。”景公不高兴地问：“那是你干什么的臣子？”晏婴当仁不让地答道：“我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能安邦定国，明君臣之义，使上下有别。能制定百官等次，使之各司其职。能制作外交辞令，使之传布四方。”从此以后，齐景公再也不敢以使唤丫头的态度来对待晏婴。
在《新序·杂记》中也有一则臣子拒绝人主无礼指令的故事。晋国权臣赵简子（其权势相当于鲁国的季氏）坐车上坡，群臣都去推车，唯虎会扛着戟，边走边唱。赵简子斥责虎会，“你不为主子推车，是目无尊长，犯了死罪”。虎会说：“是啊，不仅自己得死，还得连带妻儿。”接着又反问，“您知道为人臣侮辱主子是死罪，那您知不知道为人主侮辱臣子也会受到惩罚”。赵简子问：“会受什惩罚？”虎会说：“为人主侮辱臣子，智者不为他计谋，国家就陷入危局；辩者不为他出使，外交就不通；勇者不为他战斗，边疆就保不住。”赵简子忙劝阻推车的群臣，还宴请群臣，奉虎会为上宾。
在春秋战国时期，君臣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君主并不是臣子的主宰，可以胡作非为，臣子也并非君主的奴仆，必须俯首听命。我们耳熟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大一统时代臣子的生存状态。孔子时代士可以三月无君，可以择主而事。君权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君对臣无礼的指令，臣可拒绝执行。故孔子告诫鲁定公，你若想要群臣听命于你，必须首先做到“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忠，就是尽己能力行事。比如力能担五十斤，就拿五十斤，提十斤，就是不忠。忠，还意味着要与国君荣辱与共。孔子说：“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晏子春秋》）古代善于做臣子的，总是把好名声归于君王，把灾祸归于自身，入朝就和君王切磋商讨君王不善之处，出朝就高度赞誉君王的美德仁义。齐国晏婴就是这样的忠臣。据《晏子春秋》记载：有年冬天，晏婴出使鲁国，齐景公忽然起意筑大台，服役的人怨声载道，都盼贤相早日归来。晏婴回国之后，见面就对景公唱正流行的哀歌：“冰水浸透了我们啊，我们还怎么活？国君让我们离别啊，我们还怎么活？”边唱边流泪。齐景公当即允诺终止工程。晏婴出了宫门，直奔工地，拿大棍子抽打服役的人说：“我等子民都有房屋，如今国君要建大台，你们不该卖力吗？”原本盼他来解救的百姓无不恨他助纣为虐。而就在这时，齐景公停工的旨令到了。百姓都赞叹还是国君疼爱子民。孔子说，有此等忠心的臣子，即使事奉的是个无能的国君，也能让他轻松治国、称霸诸侯。忠臣视国君的荣耀甚过自己的荣耀，视国君的羞辱甚过自己的羞辱。故宁可自污来成就国君的圣名，且毫不夸示自己的功劳，这才是为臣之道。
《荀子·臣道》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荀子将为臣之忠分为三个等级：大忠、次忠、下忠。所谓大忠，就是能用道德覆育君主并感化他的，就像周公之于成王。所谓次忠，就是能用道德来调养君主并辅佐他的，就像管仲之于齐桓公。所谓下忠，就是直谏君主而激怒他的，就像伍子胥之于夫差。还有一种不忠的臣子叫国贼，不顾君主荣辱，不顾国家安危，苟合君主，保住自身，只是以此来获取俸禄，豢养党羽罢了，就像曹触龙之于商纣。前面说的晏婴就属于次忠。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非指礼是对君的单方面要求，忠也只是对臣的单方面要求。礼与忠，君臣都应兼而有之。只是以尊临卑易以简，以下事上易以欺，故就其所易轻忽的一面强调之。就如子贡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1·15）。皇疏云：“言臣之从君如草从风，故君能使臣得礼，则臣事君必尽忠也。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强调君使臣以礼，是臣事君以忠的前提，君若不以礼待臣，臣就不必对君忠心。又举孟子证之。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下》）朱子说：“若为臣而言，则君之使臣虽不以礼，而臣之事君亦岂可以不忠也哉？”钱穆与其子钱逊皆不赞同朱子的观点，认为汉儒解此章侧重于对君的要求，而宋儒则说，两方面皆理之当然，在君臣关系上，愈后对君的要求愈少，而对臣的要求愈苛，直至发展到不问是非，对君主单方面的绝对服从的愚忠。而我却以为，朱子之言更合孔子之意。汉儒及钱氏父子将“忠”理解为“服从”，而《论语》中的忠，都是“尽己”之义，并非“服从”。晏子和虎会拒绝非礼的指令，亦可视为对上级的忠心。他们不苟合上级，避免上级陷入非礼的恶名，是为忠也。礼与忠，是对个人道德修为的要求，怎么能因他人对你态度的改变而改变你做人做事的原则，或者说主动降低道德水准呢？上级不合礼的指令，你可拒绝。不讲礼的上级，你可离开。但忠于职守，勤奋敬业的事业心不能变。礼，是克己复礼；忠，是用尽全力。哪一样是需要受制于他人的。故朱子说：“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