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她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不过是这座城市里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
我叫老陈,五十二岁,清洁工。
每天早上六点不到,我就要来到这栋写字楼的十四层,把整个办公区域打扫一遍。我认真仔细地清扫每一个角落,生怕遗漏任何一处——这里的规矩很死板,一个区域没打扫干净就扣二十块。听起来不多,但对于月薪两千块的我而言,那是整整一天的口粮。
五十岁的门槛迈过去之后,身体就像一台老旧的机器,零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闹脾气。我的腰有老毛病,阴天的时候会隐隐作痛;膝盖也不灵活了,蹲下去再起来,得扶着墙缓一缓。但我不敢叫苦。到了这个年纪,还能有一份包社保的工作,是真的不容易的。
我不喜欢这里的领导。那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每次走过我身边,总是下意识地侧开身子,眼神从来不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两秒——不是无视,是那种比无视更令人难受的东西:嫌弃。好像我身上散发着什么污秽的气息,会弄脏他干净的世界。
我有时在心里默默地想,我用自己这双手挣的钱,不偷不抢,干干净净。这是我唯一一点说不出口的骄傲。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
那时候我刚拖完靠窗那一排工位的地,直起腰喘口气,听见电梯叮的一声响。走出来一个女孩,二十出头的样子,穿了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衬衫,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没有什么妆容,也没有那些女孩子们惯常挎着的名牌包,就一个普通的帆布袋,鼓鼓囊囊地装着什么东西。
放在这个满是精致面孔的办公室里,她像一株长错了地方的野草——素净,却有点格格不入。
她进来,四目相对,冲我笑了一下:"叔,早。"
声音轻轻的,但我愣了一下。这栋楼里,有几个人会跟我说早安?
从那以后,她每天都是最早来的一个,比领导早,比任何人都早。进门的时候笑着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坐到靠窗第三排的工位上,打开电脑,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安静地写着什么。我趁着打扫的间隙,用余光瞟她——那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有时候还夹着打印出来的资料,被她折了角。
有一天我忍不住走过去,随口问了一句:"女娃子,你每天来这么早,就开始上班,是打算当这里的模范员工啊?"
她头也没抬,笑了一下:"叔,我才毕业,很多东西都不会,多学一点总没坏处。"
停了停,她补了一句,声音低了些:"而且我也没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我没追问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已经低下头继续做笔记了,我也拎着拖把出去了。
但那半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子里搁了好久。
春天来得悄无声息,桃花樱花一起开,空气里漂浮着那些我躲不开的东西。
我有过敏性鼻炎,一到春天就遭罪。那几天嗓子发痒,时不时地咳嗽起来,有时候一阵接着一阵,压都压不住。我戴着口罩打扫,可那咳嗽声还是漏出来,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看见有人皱起眉头,低声嘀咕着什么,侧过身子,离我远一点,再远一点。
领导来的时候,正赶上我咳得厉害。他站在门口,目光扫过来,在我身上顿了一下,脸色沉下去。
"你先别打扫了,出去。"
"领导,我还有……"
话没说完,新一阵咳嗽涌上来。我用力压着,却压不住。
领导厌恶地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收拾好工具,带着那块沉甸甸的石头,退到了放工具的角落。走廊里安静,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片白。我靠着墙站着,盯着脚尖,不知道该做什么。
"叔。"
我抬起头。
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托着一盒润喉糖,伸到我面前。"我这里有这个,你拿着吧。"
我心里一暖,像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谢谢你,女娃,"我摆摆手,"我这个是过敏性鼻炎,润喉糖没用的。"
她没有收回手,就那么举着,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清澈,像山里没有污染过的泉水。
"那……叔,你多喝点水。"她最后轻声说了一句,把那盒糖重新放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我望着她的背影,鼻子忽然有些发酸。
我快速别过头,假装在整理工具,等眼眶里那点潮意散了,才重新抬起头。
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
那之后,一切似乎都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照旧每天早来一个小时,照旧扫地、拖地、擦玻璃、给那几盆绿植浇水。她照旧是第一个来,照旧冲我笑,照旧打开电脑,打开那本厚厚的笔记本。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那把椅子是空的。
第二天,还是空的。
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几个星期,靠窗第三排的工位,没有人坐过。
我以为她请假了,或者出差了。但心里有什么东西隐隐不安,像一根刺,不深,却一直在那里。
最后我还是拉下脸,找到了领导。
"她啊,"领导连头都没抬,翻着手里的文件,"离职了。"
"为什么……"
"员工离职是公司内部事务。"他终于抬起眼皮,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你有什么别的事吗?"
我摇摇头,退出去了。
我告诉自己,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这个城市里,每天有多少人来了又走。我继续我的工作,清扫那些别人不在乎的角落,然后回家,睡觉,第二天再来。
生活还是那个样子。
真相是在一个我没预料到的下午悄悄漏出来的。
那天我在工具房整理杂物,门没关,外面走廊里两个女孩子的声音飘进来,细细碎碎的,像在说什么秘密。
"……那个小陈你知道吧?就是之前最早来的那个。"
"知道啊,好像生病了?"
"可不是。她命苦,小时候爸走了,她妈那时候就跑了,她一个人跟奶奶过日子。结果前一阵被查出来什么病,还没说清楚就被领导给开了。赔了几个钱,就这样了事……"
"这公司,哎。"另一个声音叹了口气,"我也在找后路了。"
声音渐渐远去。
工具房里安静得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声。
我坐在那堆工具旁边,坐了很久,很久。
窗外的阳光还是那么白,那么干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去了人事部,说要查一个前员工的档案——借口是她走的时候遗落了东西,我想寄还给她。人事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翻出了一个地址,抄在纸条上给我。
同一天,我递交了辞职申请。
那是一个南方小镇,距离这座城市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坐着绿皮火车过去,下车之后又换了一辆乡村小巴,颠簸着穿过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的田埂。
那栋房子我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
是一座小砖房,外墙的石灰已经剥落了大片,屋顶的瓦片长着星星点点的苔藓。门开着,我在门口喊了一声,一个白发的老太太颤巍巍地出来,打量了我半天,把我让进去。
她躺在里间的床上。
比上班的时候瘦多了,脸色白得近乎透明。见我进来,她睁大眼睛愣了一下,像是没认出来,又像是不敢相信。
"叔……"
"我来看看你,"我把带来的东西放到床边的小桌子上,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笑了笑,"路上买的,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吃,你奶奶看着给你。"
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用心。墙上挂着一幅自己画的山水,笔触稚嫩,却有颜色;窗边吊着几个风铃,有风过来的时候轻轻响一下;她抱着一个掉了眼睛的小熊布娃娃,那熊看起来已经陪了她很多年了。
我在那些东西上停留了一眼。
然后我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她奶奶的声音,在喊我,声音越来越急。我没有停,加快了脚步,走过那条田埂,走过那片油菜花,走进小巴颠簸的车厢里,任由那声呼喊被风声和车声一起盖了过去。
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
我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什么都没有留下。
后来我在另一栋楼找了份同样的工作,还是清洁工,还是每天早来一个小时,还是扫那些别人不在乎的角落。
但有时候,推开清晨空荡荡的写字楼大门,我会想起那个靠窗第三排的工位,想起那双清澈的眼睛,想起那盒托在掌心的润喉糖。
这个世界很大,有些人路过的时间很短。
但她让我知道,在那么多把我当成空气的眼神里,还有一种目光,是把我当人看的。
就这一件事,在我心里,值得被记上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