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社会发展形成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分工的细化造成社会组成部分的复杂化，而完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的组织工作，需要政治实践活动更加先进。这就是中国历史至今政治体制以及体制所呈现的治理效能持续在人类各族群中领先的原因。也是中国能很早就能实现对超大地域大一统国家有效治理的能力的原因。
但是很显然的是，由于无法彻底摆脱对人的人身依附状态。不断发展的政治治理体系无法有效挽回治理效能不断下降的总趋势。因为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脱离贵族体系基于人身依附进行的组织动员机制，必然导致这个体制下组织体系的效能不断下降。这就是为什么秦汉之前，中原农耕民族能有效压制北方、西方游牧民族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是国家组织体系能有效动员能抵达每一个百姓。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脱离对贵族的依附。因此贵族体制虽然历史上不断下沉，但是越来越多人“自由”的华夏农耕族群，成为贵族组织体系“无效”或“弱效”带动的群体。唐以后，农耕族群面对北方游牧族群，大部分都处于弱势地位，这就是核心原因之一。这就是局部组织化（中原农耕族群）无法有效胜过全面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北方游牧族群）。
尤其明朝后，随着海洋活动加剧。超量的海外利益进入华夏，资本第一次从人类社会的财富中独立显现出来。更加剧了对华夏中原王朝内部族群的分化（经济层面的商帮，及反应政治活动中的党争）。也就是士大夫贵族体系所呈现的组织实质效能的再次分化而导致的弱化。元、清，历史显示，华夏文明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处于处于核心统治地位的贵族体制结构的演化，日益走入悖论的死胡同：基于人身依附现象的贵族体制，在向基层不断下沉的历史趋势下，呈现出组织效能的不断下降。（如果下降到一定程度，形成了无法竞争过社会总体发达程度低于中原王朝但组织程度高于中原王朝的游牧族群政治势力。）——即发展必然与生存优胜之间的矛盾
这个历史趋势，到明朝，其实已经显示了，对人的人身依附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基于人身依附社会形态建立起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
但是现实问题却是：
在华夏文明内部：资本在人类第一次出现后，即以自身固有负面因素形成了明朝的内部激烈的斗争，其结果甚至断送了中国率先开启的海洋时代的气运
在华夏中原王朝陆地北方：华夏中原王朝数千年来始终没有解决的华夏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有效融合全面融合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海洋方向：欧洲殖民者的脚印在明末来到了中国近海。
在华夏文明的关键历史变革期，华夏文明同时面对内部资本问题，与北方族群融合问题，以及海商外族侵入压力。这三个核心问题的结合，让文明生存性日益呈现呈现为优先性更高的地步。
元清的政治模式不过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对社会体制发展趋势的反动，通过提高组织效能来维持人身依附现象所反映的贵族历史阶段残喘。他所得到的是，竞争的胜利以及华夏文明基于现状的短期生存。他所失去的，就是失去了自主消灭人身依附现象的文明主导权，以及能进行自我变革的窗口机遇期。
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宋以后的合久必分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原因就在这里，士大夫阶层加快了社会发展，但是无法阻止组织效能不断下降的趋势。等到明清可以对士大夫阶层变革，又面临西方列强的竞争的生存问题，华夏文明已经无法通过本地区自生的长期分裂期来推动体制深层变革。（华夏文明从明以后同时面对体制变革和生存两大问题并存的矛盾）
中国彻底消灭人身依附历史现象，是伴随西方列强入侵的巨大灾难为推动力，被动性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