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平时如何节省，船埠头人逢年过节定是要想方设法吃顿好的，这也是寓意一年比一年好的良好企盼。但在计划经济时代谈何容易，困难时期更是不可能，那时要保住家里孩子不被饿死，对外婆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合作社时期，农民的口粮被分配到每家每户。然而，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推进，口粮的管理权转移到了公社和生产队手中，这就是后来备受争议的办食堂和大锅饭。
吃“大锅饭”期间，粮都由队里收着，只要队里有粮大家就都有饭吃，到了困难时期，队里粮不足，村民家里也没存粮，就出现了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的现象。1959年，外婆的6个孩子分别15岁、13岁、10岁、7岁、4岁和1岁，到了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孩子们整天饿的嗷嗷叫。据湖南数字方志馆《祁东县志》中统计，1960年全县死亡的人数达到往年的3倍，1960年和1961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连续两年为负增长。
船埠头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也是需要吃树皮、野菜野草充饥，听说也有吃观音土的。按照当时每人的粮食定量只能天天喝稀饭，不然后半年就没吃的，长期喝稀饭造成普遍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
“我的浮肿比较严重，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妈妈说。
“你外公不知什么时候罩了两只麻雀，用刀剁得粉碎，炖了给我们吃，浮肿才稍好一点。后来政府按定量发了一批黄豆，浮肿病才得到普遍的救治。”
那时物资由国家统一调配，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严格限制民间自由交易，但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山区，村民之间迫于生存需求仍会私下隐蔽开展以物换物小规模交换。从小不出门又不识字的外婆，自从跟外公到柳州闯过之后，胆子越来越大。
“有一次你外婆带娘家的小嫂子（自觉更可靠）将自己织的土布缠在腰上带到广西一个叫武家（ga）九（谐音）的地方去卖，然后再带一些紧缺的东西回来。”妈妈说。
稻谷成熟的时候，外婆万般无奈时也会在深更半夜悄悄地溜到家旁的稻田里去抹点稻谷，拿回来后放到锅中焙干，为了不弄出太大动静，不敢用石臼舂，只能用外公的碾槽慢慢地将稻谷去皮，白天怕人闻到香味看到炊烟，当晚就会用瓦罐埋到火灰里煨熟。外婆还会悄悄地到队里收过作物的地里去捡漏，偶尔也会从被人扒过无数次的地里刨到一两个小红薯。
“把红薯切成小块放水煮熟，加点盐给我们吃，也好吃得很。”妈妈说。
那时家里一家老少穿的、包被子的布、床单、蚊帐，以及大大小小的渔网、麻袋都得靠外婆织出来。蚊帐、渔网、麻袋用麻线织，其他用棉线织，棉线自己纺，麻线用外公种的麻绩。外婆除完成队里的生产任务外，时间都花在搓棉条、纺线、织布以及剥麻、刮麻、晒麻、绩麻、纺麻纱和纳鞋底等事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