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外在的理由，这个外在的理由也可以说成是外部的压力。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当时已经成为官方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举个例子，黑格尔早在1819年就写完了《法哲学原理》，但是这本书在检察官的手里搁置了一年之久，才最后面世，这件事让黑格尔心有余悸。因为对于写作者来说，一旦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那就意味着他丧失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怎么办？有的人采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抗争姿态，有的人选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退隐姿态，更多的人则是委曲求全，为了出版发行自己的思想采取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

比方说康德，他在一封信中说：“实际上，我相信许多我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去说的事情，我对他们确信无疑，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去说任何我不相信的事情。”这句话稍微有一些些绕，但康德的意思很明确：面对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审查制度，有些话我不会说也不敢说，但这不代表我不相信这些没有说出口的话，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哲学家，我一辈子也不会说我不相信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