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荠菜》

知道屋后有荠菜是在年前。

那时水杉的羽叶还未落尽，撒满铁绣色叶子的泥地上趴着些许野菜秧苗，其中就有荠菜。稀疏一块，密集一块，才出土的样子，铜钱般大小，有的青绿，有的有些锈红，略带锯齿般的叶片儿摊开着，无力地贴在地上。

还好，冬天里没什么狂风暴雨，不然我真担心它们，好不容易生出土面又要被溅起的泥覆盖住，白白来了一趟人间，亏得连春天的影子也没见到。

儿时我们不知道它叫荠菜，也不叫野菜，还有什么猫耳朵，蒿子草，马兰头，筛子眼什么的，统统叫猪菜。猪菜是给猪吃的，人难得挑点嫩的尝尝味道。去弄菜时不叫挖、铲，美名曰，讨。讨猪菜。

五六个孩子一道去村外地头沟边，江滩树林，还有插着密集匕首般的芦柴场。出门就得讨满满一竹篮，哪天耍疯了，回来篮子不满就钻到菜地里偷点菜叶子，翻到篮子底下。到村里的大河边洗净，这是猪的点心，吃了点心的猪才不会吼，才不会烦人，闹心。所以不容易，用这个“讨”字真还是恰于其份，菜少人多，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和讨没什么区别。

但我没吃过野菜，因为这些野菜从不入母亲的眼。

在她看来，只有她侍弄好的菜园里，才能长出最味美的蔬菜。尽管过完年的菜地里并不丰盈，但有“脆生生的白菜，甜丝丝的萝卜，还有香喷喷的大蒜，野菜？不能吃，睡了一个冬天的蛇可能从上面爬过，野鼠在上面撒过尿，老牛在上面啃过，细瘦细瘦的像嚼牛筋，哪有地里的菜有肉感？”

据说我们隔壁队的柏家吃过，而且每年年底的年夜饭上都要吃，好像形成了习惯。

柏家老爷子比家父大两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们作为书ⅹ记和场长的身份，被区里选派到普济圩农场搞围垦造田建设，曾传有“讲不过柏××，写不过林××”的美誉。后来农场移交铜陵市管辖（我们以前属安庆），柏被安排到区卫生院当院长，家父因冤错a回到了程家墩，当了大半辈子的生产队队长。

当然，我没出世时的事情也是听别人说的。读三年级时，去先进，双墩几个队玩，总听到有老年人对我说，是家父在那几年救了他家的命，所以他们也把我当作客人。听到这话，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还是为父亲感到自豪。

柏家几个都是吃皇粮，拿工资的，吃野菜是为了“忆苦思甜”，这一习惯沿袭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柏老爷子去世。

我家都是抠泥土团子的，父母用双手辛勤地劳作，也没让我们挨冻受饿，没有尝到大的甜头也没受到苦，所以过的日子一直平平常常，一直没有吃过野菜。

去年腊月二十九，我在老洲菜场买菜，看到摊位上有一把把一拃长的蒿子。问问价格，说是十七块一斤，我没还价，扭头就走，买这野菜值吗？

回家经过北埂之渠，碰到隔壁的大奶奶正低头挖荠菜。本来想就这么悄悄地走过去，到边上她恰巧抬起头，便叫应了她，问她做什么？她说孙女要吃荠菜馄饨，挖点送过去。

我说，她还在铜陵，那里买不到啊？大奶奶说，她要吃野生的，还要老家的，说那边的荠菜像白菜，不好吃。大奶奶八十三了，身体还不错。四十岁不到时大爹爹就去逝了，辛辛苦苦将七个孩子拉扯大，都给他们成了家，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我们曾经是邻居，大爹爹去逝头几年，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听到那边传来大奶奶低低的，压抑的哭声，听得我心里总是酸酸的。

那天风大，过小桥时听到大奶奶在后面喊，问我要不要带点荠菜回去。我装作没听见，径直朝前走去。

今天天气不错。

去屋后。白花花的阳光从东边的屋顶上倾泄下来，地上有树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

久未出门，眼睛似乎有些不适应，还好风变得温柔起来。那些趴在地上的荠菜齐刷刷地似乎一夜之间就长高了，细细的杆子上，挑着团团细碎的白花，在风中一颤一颤地。:

在这个等待了很久的春天里，我终究没有尝到荠菜的味道，但没有什么可惜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滋味，等待我们去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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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的炝豆角》

提起炝豆角，我的眼前便有母亲的影子。那布满青筋的手从罐里捞出一把水淋淋，黄酥酥的炝豆角，立刻有股微微的酸味无须经过肠胃便侵透到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味蕾跟着发酸，鼻孔随之扩张。

前几年每次外出，临行前，母亲锅屋的屋檐下，总有一堆瓶瓶罐罐，大包小袋盛满着花生，蚕豆，麦粉，米粉，山药，芋头，鸡蛋，蔬菜，炝豆角……在等着我，好像我是开辆货车回家的一样。虽然我喜欢那些从小就吃惯了的农作物，在外面是也随便可以买到，但我更知道家里的承包地在我们坚定的干扰下已转租给种粮大户了，这些作物都是八十多岁的父母在屋前屋后、沟边墙角开荒开出的，零星菜地上种植收获的，每一粒花生，每一捧面粉都来之不易。在告别家乡回城的路上我的心总是沉沉的，我清楚车上装的点点滴滴，都是父母慈爱的心。

今年回去做清明节，临行前母亲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显得局促不安，不停地搓手，嘴里叨叨直念：老头子走了，我也没心情弄那些东西了，家里没收成，只剩下咸菜，豆腐乳，炝豆角了，给我儿带点什么呢？我笑着说，带炝豆角，你孙子孙媳早餐吃稀饭都喜欢，你儿媳还让我带回炝豆角的罐，让你多“炝”点呢！母亲笑了，连连说“好，好”。似乎我不带点什么走她的心就会不安一样。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我其实是吃着咸菜长大的。当秋雾浓罩在村庄的时候，母亲便将菜园地里的白菜，萝卜统统收回来洗尽，晾干，买一淘米箩食盐，水缸里踩，圆坛里压，硬是将那白的青的颜色腌制成餐桌上黄酥酥的美味，伴着我们度过寒冬，荒春。而到初夏，菜园里的葱绿一批批丰盈起来，餐桌上的颜色也逐渐增多，那些来不及吃的嫩豆角便被母亲用黄灿灿的稻草捆扎成一把一把的，放在配制好卤汁的小罐里。无需伺弄，半个月下来，一盘嫩黄可口的炝豆角就时常出现在早餐桌上。有时在外面玩累了回家，揭开罐盖，伸手进去拽下一根，手举着老高，歪着头一点一点地咬着豆角，咸晶晶，脆生生的，像是吃了什么新鲜水果。

炝豆角其实也不是什么美味佳肴，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咸菜，现代人都说腌制的食品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我似乎管不住自己的嘴。早上起来，一碗绿豆稀饭夹着一筷头炒好的炝豆角，“哧溜”几口就完成了早餐任务。

也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八十多岁的母亲，想起她如干豆角般青筋爆出的手，采摘着一把把青翠的豆角，那满头银发飘散在菜园地里的豆角架下……一股淡淡的酸味就会从心里冒出来，熏得我的眼睛潮湿潮湿的。

《石磨》

老家老洲靠近长江，属平原地区。以前有凿石磙，石磨，猪槽的石匠却没有石材，小时候不懂也不知道这些石材从哪里、怎么运来的？

我见过的石磨是那种灰麻石的。上下两扇，敦厚结实，看似平常却是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凿而成。石磨上盘面上一道圆箍比盘面略高，偏中有一直经约六厘米的圆孔，也叫磨眼。上下两只磨盘大小一致，相互吻合，盘内上下都凿有斜斜的深浅大小都很均匀的沟糟，谷物从磨眼里下来经过这些磨糟磨埂的挤压碾，磨出细细的粉或流质，拿回去经过筛滤便可做成食物了。

磨盘不大，五十公分左右的直经加上磨架也就一米多点，磨棍如一个“上”字，二米长，“上”字的一横上有两根绳子系在屋梁上，不用的时候磨棍挂在墙上也不占地方，有磨的就有专门的磨房，一是干净，二是磨子用起来的时候，磨棍连上石磨也还是有三米多长的，还要有推磨的人，占的地方也就不小了。所以那个年代一般贫穷的人家是置不起一间磨房的。

程墩队八十多户人家，四百多口人，有石磨的只有村前挨在一起的两家：东边的周家和西边的左家。两家的石磨无论从石材还是磨棍看起来都没区别，如同一对孪生姐妹。周姓人家有磨房可以理解，偏偏这左姓人家却是给别人帮佣的雇农出身。这冷冰冰的石磨其实是有点故事的。

周姓人家以前家境殷实，有财有地。育有两女一子（和我父辈年纪差不多的），长女出嫁了，家里尚有小女及幼子，是我们那里有点名气的土财主。左姓人家老家是后山左岗的，经人介绍来给周家打长工。小伙子勤快老实，做事肯吃苦，也算是缘分打长工竟然打动了周家小姐的芳心，小姐死活要嫁给长工。弄得老财主无奈只好在宅基地西边搭了三间土坯房做婚房，把家中的两盘石磨送了一盘给女儿当嫁妆。成为当时左村右邻饭后流传的一个故事。周姓幼子当时还在外面读书，成绩很好，有文化，见多识广，自然也反对这门亲事。当他从学校回来时发觉已是生米煮成熟饭时，也只有把对父亲，对姐姐姐夫的怨恨压在心底了。

土改时周姓成了地主，而左姓被划为雇农，周姓幼子本来考上南京什么大学的，因为这个地主成份也因为老财主体弱多病没去成，后来托了好多人介绍才讨了个老实本份不爱说话的女人，过上了好多年都不能抬头的日子。

小时候见隔壁邻居提着桶拎着萝的都往左家去，他家堂心（现在类似于客厅）后面的磨房一天到晚都听到咯咯吱吱的磨盘响，还有人天南地北，张家长李家短的聊天声。而磨房还要大的周家却冷冷清清的。便有些不解，问父亲，父亲说，大人的事，小孩不要多问。我说，不知道才问啊，问清楚了，不就知道了？父亲好像我说的有理，便淡淡的说，他家地主啊，谁往地主家跑？都划清界线了。我想地主就是很有钱的、整天吃大鱼大肉的人家，和农民是相反的，现在农民翻身了，就要打倒他们。我们学校那时靠北面正建一排新教室，那些打灰拧灰的，抬砖的打杂的都是这些地富分子，周姓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给砖泡水，一块块干燥的青砖放到水缸里倾刻便泛起无数个小泡泡，还有“嗤嗤”地响声，当水泡消失了就表明青砖吃足了水份，捞出码好再抬到砌墙师傅手够得着的地方。下午下课时我看他手指浸白了，还有血眼。当然这是大人们的事，我管不了，和左姓的小儿子玩的很好，和周姓的小儿子同样玩的不错，只是三个人在一起玩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家已经从冤变成仇了，从上辈传到下一辈了。

后来大队有了粮食加工厂，稻谷，麦子，玉米都可以碾了，不再需要去推那沉重又累人的石磨了。

上初中的时候，国家又经过了一轮土地改革，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土地，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可以自由种植自由买卖了，日子自然也就一天一个样了。这时的周姓幼子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人们都叫他老周了，再也就没有人在他面前揭成份这个伤疤（历史好像在他的身上开了个玩笑）。但他似乎已经习惯了以前的生活，走路依旧低着头，说话声音依旧很小，做事也依旧那么小心。似乎有盘石磨压在他心头让他难以喘气似的。他的大儿子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举家搬到了江南青阳县去了，弄得他的老太婆神魂颠倒，见了大树都能唠唠叨叨地诉说一番。

生活好了，有了钱，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自然也就开始讲究了。特别是老人去世便要做祭文，理清单什么的，会这些的都是要懂古文礼仪的。老周读过私熟对这些是轻门熟路，如同儿戏。渐渐的村里村外包括老洲街那边的有老人去世都要来找他帮忙。

我结婚那年，东边汪姓老太太去世了。老周说他眼睛已经不怎么好了，他看我每年写对联毛笔字还好，让我帮他抄抄清单，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以“师傅”的身份坐上了别人家桌子的上座，尽管心情有点忐忑。

他拿出理好未抄写的清单让我照祭文的格式抄写一遍。祭文是那种十六开白纸的，很长，折着窄窄的竖痕，打开像古时大臣的奏折，祭文从右到左，那看似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字字清秀工整，看了让人赏心悦目，我似乎有点不相信是他的手笔。

出殡前汪姓一门男男女女，下人亲戚一片白孝跪在棺前。老周头戴白老布做的孝帽跪在最前面，我紧挨着他的身边。一阵鞭炮声响过，便是老周发挥的时间了。

一声“呜呼……哀哉……”开头，接着便历数老太太痛苦的往事。老周的声音高亢绵长，略带点颤抖，似唱似哭，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念到伤心之处，如哽似咽，断断续续却又恰到好处，调动着大家的情绪，也仿佛是他内心的那块石磨被移开，压在他心里几十年的苦，闷，冤，酸，辣借着这篇祭文得以释放，向茫茫的天空尽情痛快地诉说，表面上是为汪老太太念祭文其实也是在痛述着自己多难的一生，听得周围的老太太的下人哭声一片……

时间如风，吹散了那些细碎的记忆，也吹走了许多少年时的伙伴和熟如亲人的长者。一晃三十年过去，上次回家见他挎篮青菜便劝他不要下地了，他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好，他能拿老龄补贴，医病还有报销，就是走路不方便，种点小菜就不要上街，还能活动活动筋骨。望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我在想：每个人的心头也许都有块石磨，或重或轻，也许是生活，也许是家庭，也许是理想，也许是情感……只有搬开了这块石头才能活着自在，轻松，快乐。

他心头的那扇石磨应该早就移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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