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产生严重的损害。
2.一个人在社会场景中所做的决策与行动，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对于外部信息的收集判断，以及决策行动带来的损失与收益预期。
3.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组织，还应该营造出一种“好人不孤独，大家都在背后支持你”的氛围;并且通过制度设计，让那些潜在的见义勇为者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得到来自身边人，乃至社会的支持与保障。
“旁观者”现象，必须引发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如果袖手旁观，任其泛滥，最终必将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摧毁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归根结底， 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就是互助与合作；帮助有困难的人，就是帮助未来某个时刻的我们自己。
为什么当公共场合发生违背法律与社会道德事件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袖手旁观？
如果认为，自己是可能提供援助的唯一人选，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就可能更倾向于见义勇为；反过来说，人数密集的公共场合或者群体环境，则会产生了一种责任稀释效应，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不出手，肯定会有别人出手，而且这些人和自己相比，更有勇气，更有意愿，更具备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或者其他资源。
当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产生严重的损害。达利和拉塔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懈怠”，它是“旁观者效应”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社会懈怠”就是，当处于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中时，人往往就会偷懒，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因为他们感觉，参与的人数太多，所以自己出力与否，对总体结果影响不大。
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在社会场景中所做的决策与行动，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对于外部信息的收集判断，以及决策行动带来的损失与收益预期。
第一个，就是信息不充分。
第二个让旁观者踌躇，不敢出面的外部原因，叫做 “成本过高”。
为什么在群体环境下，人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伤害他人，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
当处于群体环境时，就倾向于忽略自己的感受，停止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进行认知，决策与价值判断。 哪怕是内心道德水准比较高，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公序良俗的人，如果身处一个约束宽松，甚至价值导向比较负面的群体环境下，那么做坏事，伤害他人的可能性也迅速增长。
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耶鲁电击实验，证明群体环境中，人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力，而盲从于权威人物的指挥调遣，这种现象还有个专门的词汇，叫“牧群效应”：如果把处于群体环境中的人比作一群羊，那么群体中的权威人物，就是领头羊或者牧羊犬，可以引导羊群乖乖地遵从自己指示的方向前进。
如何营造“邪不压正”的社会氛围，鼓励“见义勇为”？
首先，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尽可能让足够多的人接受各种和紧急状况相关的技能训练，比如人工呼吸，急救，灭火，疏散诸如此类。
因为，这些技能训练，不仅提升了人的自信，知道自己在面对危险时该如何处理，更是把下意识的行动，变成了自己本能反应的一部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现相应的紧急情况，自己很可能是人群中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那个人。
其次，还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有效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如果不再把陌生人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个体，而是拥有某种情感联结，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那么我们出手帮助他们的意愿，肯定会大大增加。
对于信息不足，有一个最基础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遇到了困难，急需旁观者求助的当事人来说，如果能够及时传递一个简洁而明确的求助信息，就能有效提升自己获得帮助的机会。
为了解决“旁观者效应”带来的社会懈怠，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提升每个人的安全感。应该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主动干预与建设，包括但不限于推广各类必要专业救助技能的训练，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连接感；利用公共资源来保证见义勇为者得到足够的支持与保障，减少他们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在每一个层级的共同体内，构建一种鼓励成员维护原则与良知的氛围，诸如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