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 长（9）
时间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八，正在杨征以为可以安静过个年的时候，五星矿厂爆发了。县信访局打来电话，说五星矿厂去了100多人把市政府围了，要他们马上去。杨征立马上车赶往市里。职工们先到了市政府，后被接到市信访局。市信访局小小的院子被上访职工填满，到处是人。对峙、疏通、对话、僵持，足足耗了半天，职工们不满意，说去省里，一窝蜂地往外走。出了大门，职工们四散开去。杨征傻眼了。跟又跟不了，去省里又怕扑空。赶忙要社区干部联系其中几个活跃分子，他们语气坚定地回答说去省里。于是杨征招呼社区干部上了自己的车，马上赶往省城。到了省里，杨征要社区和他们保持联系。一会儿后他们也到了省城。杨征要社区干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劝他们回去。可他们根本不给半点面子，还特别说，杨征根本就不和他们一条心，对于杨征的话一句也不会相信、不会听。磨菇了半天，他们不但不回去，反而说还要去北京。大家的心都凉了。
杨征要司机赶忙赶到火车站。车停在寒风呼啸的火车站广场上，他们几个蜷缩在车里。杨征想，别人这时候都在家里暖烘烘地烤火，他们却还在这里喝西北风，这待遇恐怕全国的乡镇都不多见。大家建议是不是租个车做工作送他们回去，杨征断然拒绝。杨征一直认为在上访时给予各种优惠待遇都只会增加上访的动力，现在没人为这个事来压自己，自己可以做主，决不能妥协。这个时候去北京，意味着只能在北京过年了。杨征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僙下一条心，他们果真去北京，自己就陪他们去北京过年。一会儿之后，七八个活跃分子也来到了火车站广场，经过杨征他们的车，向售票处走去。杨征要社区干部跟着他们过去。又等了半天，社区干部打来电话说他们终于想通了，正在买回去的车票。杨征长吁了一口气。
三
开年后主要是开会，两会之后接着是各种专项会议。对乡镇来说，政法工作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会，县里的重要领导几乎都会出席。县里通知青云镇作表态发言。杨征想，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汇报一下青云的形势。表态很简单，就是表个决心，三两句就解决了。杨征用大部分篇幅谈了全镇的稳定形势、五星矿厂问题及县里所熟知的张闻名的问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谈到五星矿厂问题时，他指出矛盾刚刚开始：“年前的聚访，不是结束，而是序幕，是开始；目前，这座“活火山”内部，岩浆正在涌动，能量正在积聚，马上就要喷发。”
县里对五星矿厂的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了推进关于这个群体问题的解决并促进稳定，专门成立了五星矿厂问题协调指挥部，由县里管城建的常委、副县长牵头，由一名退线的县领导郑部长负责日常工作，联系青云镇的县领导也调换成了县政协主席艾主席。艾主席是从本县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农村工作专家、权威。杨征很高兴。加强领导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有了县里的坚强领导，大大地增强了他的信心。
指挥部一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先是带着杨征他们到市里几个部门汇报，有喜有忧。落实了为全体职工开展一次铊中毒检查的事，但在职工盼望的工伤待遇问题上却卡了壳。市主管部门一名副局长带着相关科长接待了他们。指挥部和杨征他们详述了自己的理由。问题的要害在于，政策规定“直接接触铊”的才能享受。于是市主管部门在落实这项政策时将生产车间一线岗位的工人确定为享受对象。从理论上说这是合理的。但问题是，由于职工不知道这种物质的危害，防护意识不强，加之当时生产条件落后，导致实际上其他环节的人也广泛地直接接触了铊，从而导致全厂的大部分职工包括周边的很多农民都患上了铊中毒。因此，汇报组认为，落实这项政策可以以患铊中毒为依据，凡是患了铊中毒的职工都应当认定为直接接触并享受政策。可是市里却不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也有苦衷，全市类似的企业有好几家，这里突破了，其他的怎么办？基金一共就那么多。尽管汇报组全力争取，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接着又向最核心的房子问题进攻。全县从各个部门抽调了最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几十人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和镇政府干部一起进驻五星矿厂，艾主席和县稳定办都住进了五星矿厂。工作组不分日夜深入职工家中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接受为他们修的廉租房。可是职工们态度非常坚决，几天下来，没有一个松口。不但这样，仿佛是对县里这次行动的回应，三天之后，就在工作组眼皮底下，五星矿厂职工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大早组织了100多人分乘两辆大巴车前往市政府来了一次聚访。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暂时还突破不了，不能操之过急。
走的时候，艾主席特意把杨征叫到他车上，特别提醒说：“你要注意，五星社区基层党组织领导有弱化、失控的危险。”杨征大为惊讶，不由得发自内心地说：“艾主席，我还真是佩服你，你尽管来得不多，就被你抓住了关键。”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杨征早就察觉到社区党组织在职工中影响力较小，而且在日益减退，但没有汇报。一是领导们为五星矿厂已经够操心的了，二是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只能自己去应对。就像拔河，他一直在努力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五星矿厂问题纷繁复杂，艾主席却跳出来唯独叮嘱他这一句，这也进一步引起了杨征对社区党组织建设的重视。经常挂在口头的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并非虚言，尤其在这种情况和环境下越发显出它的价值和重要。
杨征心里还牵挂着几个个案。张闻名和章天林已经催促了他多次了，可他实在太忙。章天林身在镇政府，杨征的忙和难他都看在眼里，所以只是偶尔来办公室提一下，语气也较为平和。张闻名几次来镇政府，亲眼看见了杨征火急火燎、焦头烂额的情形，加之在与杨征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一些个人感情，因此也还是难得地把期限一再往后推，不然按他的脾性早就上北京去了。杨征找来了两个案子的卷宗，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杨征耐着性子看了起来。足足用了三天时间，杨征看完了卷宗，也基本搞清了情况。
章天林的案子说起来其实并不复杂。多年前，他领办一个镇集体企业，一段时间后却被县检察院查封，说是涉嫌侵占集体资产，人也被关了进去。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却说没查到什么实质性问题，人又放了回来。但事业编身份、收入来源都没有了。出来后章天林就不干了，开始找镇政府要说法，说是在镇政府请求下县检察院才来查他的。镇政府想办法给他恢复了事业编身份，后来又将他恢复任命为镇农科站站长，并想办法给他解决了几万元作为补偿。但他仍不依不饶，认为经济补偿太少。
通过到青云以来了解的情况，杨征心知这两个案子处理都必须万分慎重，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成本又花了，结果还可能适得其反，导致他们上访劲头更大，并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人不遗余力去上访。杨征认为，执法部门依法办案无可厚非，给当事人带来了不利影响也是事实，但对章天林已经相当于给予了“平反”；对张闻名的影响看起来大一些，但镇政府也还是给予了关心。话虽如此，可当下是个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时期，乡镇政府在巨大的信访稳定压力之下“花钱买平安”也是常见的做法，况且两起案子都对当事人造成了一定影响。在这种现实情况下，镇政府想不付出点成本就解决问题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也要谨防把当事人胃口吊得更高，反而使他们上访劲头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