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最开始写文章时候的样子。
那个时候与其说是写文章，不如说是将寻常聊天的内容给照搬到纸上，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几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写下来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还沉浸在长辈被动的溺爱中，所以大部分的作文都是出自长辈的直接传输，然后在教育系统给予的褒奖中满足那些世代相传的虚荣心。
那时候多么地渴求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所以在语文课上能够上台念作文就足以成为世界的太阳，偶尔的偶尔，还可以顺便吸引一下某个女生的注意力，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所以啊，喜欢还是不喜欢，就这样构成了所有生活理由的原罪。一切以我喜欢开头的句子，都背着顺应本心的帽子肆无忌惮，一切以我不喜欢的句子，都成为横行在事情与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沟壑。恒古未变，与世长存。
到了后来，到了那些个产生更多思考的节点，就开始追求有质量的喜欢了，文章不能再如同白话一般，要开始学会运用词藻的堆砌，它可以不知所云，可以轻飘的如同尘埃，可以松松散散，甚至可以没有文气，但是它词藻一定要华美，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别人产生一种你文采斐然的错觉。
烂泥在扶不上墙以前，也觉得自己可以支撑起整个世界啊。
再后来啊，生活也开始变得奇怪了。
奇怪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它不光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思想的隔阂，也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隔阂，一切不合你意者对你来说都是奇怪的存在。所以当这个世界不合我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世界很奇怪，进而发展到觉得我很奇怪，再进而发展成了寓言里的皇帝，发展成了寓言里的那个孩子，甚至发展成了寓言的作者。
最后的最后，成了带着歉意活着的那个生而为人的人。
“我喜欢不那么重要的人。为了喜欢我自己，我希望我是：
我怕寓言里的那个皇帝，兴致勃勃换上新衣，却是真的穿上了新衣；
我怕寓言里的那个孩子，嘀咕一句成了真理，到最后确是荒谬的真理；
我怕寓言的作者，把解释权无限让渡，把困扰权留给自己，然后在困扰中灭亡。
我怕欲重要而未遂，更怕重要后的索然无趣，尽管这些都比不上不重要的原罪。
我得记着在备忘录里提醒自己：重不重要本身，也许本没那么重要。爱不爱你本身，和爱不爱我自身一样，都没那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