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一个名叫George Floyd的黑人在小店买烟时被店员报警，说发现他用了20元的假钞。白人警察在抓捕过程中将他摁倒在地，并用腿压着他的脖子长达8分46秒，尽管他呼叫“喘不过气”了，也毫不放松，最终导致他窒息而亡。美国社会存在的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再一次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有人说George Floyd是有诸多前科劣迹，也有人说他是特意从得克萨斯州搬到明尼苏达，一心要重新做人。有人搬出美国警察暴力执法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只是白人针对黑人，事实上白人在执法过程中被暴力的比例更高一些。有人批评民众因此而发起的示威游行带来了打砸抢事件。其实这些都不重要，这个事件只是作为导火索，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黑人遭受种族歧视这一实际存在的现象的高度关注。
曾经看过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纪录片，讲的是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在爱荷华州莱斯维尔一所全是白人的学校里，一名叫简·艾略特的老师为了让她的白人学生对于作为黑人被歧视能够有切身的体会，组织她三年级班上的学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她把班上的孩子按眼睛的颜色分成了“蓝色眼睛”和“棕色眼睛”两组。然后告诉大家“蓝色眼睛”的学生如何聪明能干，天生优秀，可以优先享用午餐和玩具；而“棕色眼睛”的学生问题多多，并且被要求戴上一个绿袖章作为标记，课后也只能在规定的区域里活动。结果，“蓝色眼睛”们开始对“棕色眼睛”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并进行恶意的攻击。原本成绩一般的学生，因为蓝眼睛而变得自信，原本表现优秀的棕色眼睛学生做题的速度突然开始变慢，出错率也增加了。第二天，艾略特老师抱歉地告诉大家昨天搞错了，科学证明黑色素越多的人越聪明，而“棕色眼睛”正是黑色素多的表现，所以“棕色眼睛”才是聪明优秀的，让他们把昨天的绿袖章交给“蓝色眼睛”的学生戴上。在影片里，那些如释重负的“棕色眼睛”们迅速地把袖章摘下，略显得意而又颇为不屑地把绿袖章递给了沉浸在吃惊，惶恐和忐忑的“蓝色眼睛”的同学们。而课后，更有“棕色眼睛”的学生对于“蓝色眼睛”的同学进行欺凌和报复。这一实验让学生对于歧视与被歧视有了切身的体会，也引发了大家对种族歧视的热烈讨论。而实验中对于人性的反映，更是让人震惊。
斯坦福大学著名的生物学教授Sapolsky在他写的“Behave”一书中，就有一个章节专门讲“我们和他们”。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对同族的亲近和对异族的排斥有着生物学的基础，脑部的杏仁体对于同族和异族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对于同族的“我们”，会自然地更多地强调优点，表现出宽容与接受，而对于异族的“他们”，则会更多地感到威胁，愤怒，和不信任。在这方面，灵长类动物有着明显的表现。人不同于动物的方面就在于我们可以去主动地做各种定义，而不仅仅受限于是否同族。如果将“我们”的范围有意识地扩大，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更少的敌意和歧视。但显然，这也是需要经过努力的。
在十九世纪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就是试图以科学的名义人为地将人类分为不同的族群，并且赋予天生的优劣区别。白人的优越感由此更为名正言顺，对于其他种族的歧视也因为这种人为的区分和所谓科学的加持而理所当然，从而更加强化了本能的反应。事实上，到了今天，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结果都已瓦解了种族主义的科学基础。但这种倾向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顽疾。
1906年4月的一个早晨，旧金山经历了7.8级的大地震，而树立在斯坦福大学动物学大楼二楼外墙上的Louis Agassiz的雕像也一头栽进了楼前的沙土地里。Louis Agassiz是斯坦福大学首任校长David Starr Jordan的导师，他们同为鱼类学家，但也是优生学的忠实信徒，笃信科学种族主义。作为校长，Jordan将自己和导师的雕像放在了动物学大楼正门上方的两侧。大地震之后，动物学大楼重建为Jordan大楼，两位的雕像又被重新放回到大门的上方。Jordan大楼目前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的教学楼，在今年的4月份，心理学系的教授们成立了重新命名申请委员会，向校长办公室提交了要求大楼重新命名和去除Louis Agassiz雕像的申请，理由就是这两个人虽然对科学都曾有过重要贡献，但其种族主义的立场，有违学校的核心价值。由本科生自发成立的优生历史研究项目组的学生们也联名写信给校长，要求学校反省曾经在传播优生学中发挥的作用，并提出Jordan大楼更名的要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我再重回斯坦福大学时，师生们的诉求得已达成。
在这个时点上，黑人提出的口号是“Black Live Matters” （黑人的命也是命），而人们对于“All Lives Matter”这句完全没有语病的话赋予了政治不正确的内涵，认为故意冲淡了大家都在强调的黑人被歧视的现象。但其实少数族裔在美国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从这个角度来说，提醒人们众生平等，更多的包容认可，更多的同理心，更多地用“我们”而不是“他们”，作为人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与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