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来，说她就快失业了。原因是公司要搬迁到其他城市，而她并不打算跟着过去。
其实，我还没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搬厂的传闻就已经隐隐约约在传了。只是没想到，这个在我听来像是“狼来了”的消息，在七年之后，竟然真的成了现实。
公司给出了两个选择：愿意一起走的，工资上调百分之十，并由公司安排住宿；不愿意去的，N+1进行赔偿。
同事今年四十五岁了，在这家公司，她交付了整整十二年的光阴。她算过这笔赔偿金，扣除税费，到手应该有差不多二十万。
“二十万，听着不少，是吧？”她在电话那头苦笑了一下，那笑声干干的，没什么水分，“可我这已经四十五了，再去找工作，谁会要了？”
这是个残酷的现实——中年人失业很难再找到工作，尤其是女性。
“先找找试试看，如果没有合适的，那就提前退休。”我安慰她。
“我还真不想这么早退休。”
她顿了顿，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我这十二年，好像就攒下了这二十万，和一把年纪。”
挂了电话，暮色正沉沉压下来。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每一盏亮起的车灯后，或许都有一个正在奔波、不敢停歇的身影。同事的困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代人中许多人共有的焦虑：当经验在“年轻化”的标尺前迅速贬值，当中年与危机被无奈地捆绑成一个固定词组，我们手中还能紧握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