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认为管理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他推崇着一个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如是表述的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道法自然”。而如何看待道家的“道”，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最近在央视的“百家讲坛”明末名相张居正的故事给了我一定的启迪，即让领会了如何让我从现代管理企业中角度去理解“无为”和“有为”有着很好的启发。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王朝初年的首辅，其在职的十年期间，他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后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而他改革的成效远远大于其他两者，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在他改革之前，国家的财政赤字是负300万白银，而他改革后仅仅两年，国库财政就余额300万白银，并为以后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张居正的成功也可以去理解道家的“有为”和“无为”的思想，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同样有着深远的含义。
一、顺势而为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做到“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他指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
在我们的现代企业中何尝不是要提倡“顺势而为”， 顺就是应当遵循经济规律，考察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规律，研究探索我们同行业演化规律，顺时调整企业运作规律，从而“顺势而为”适应时代需求；而在内部管理中，也需要具有“顺势而为”的创新精神，不墨守成规，因地制宜地制定管理方针、政策和各项管理制度，处理问题时同样“顺势而为”，能够找到问题的真正弊端之处，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说空话套话，以能解决问题为肯本，从而真正让我们的企业强大起来。
二、有为于前，无为于后
张居正执政之期已经是明朝末年，当封建社会从唐朝、宋朝发展到明朝后，明朝已经拥有相对完善的各项管理制度，但是“有法不依”，使得规章制度成为形同虚设。在面临不法权贵横行一方，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的严峻局面中，他“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他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通过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从而真正让国家制度体系发挥其作用，真正做到了取信与民。
我们的企业同样是身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样是决定了企业的生存的大事。“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只能让很多理想成为“幻想”，而理解“无为”管理也是需要建立在每个职工都是“顺势而为”的基础上的，只有先把“有为”做好，才能做到“无为”，不然只是一个空话而已。
同样在企业管理中，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谋划，如果经营管理者未能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损失才寻求弥补，有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三、不拘一格用人才，在识贤、求贤、用贤上决策时有所为，在人才的具体工作执行时则无所为
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并在在用人时对于他们于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在我们现代企业中，一个灵活的用人制度也是企业活力和生机的体现。俗话说“流水不腐”，只有勇于启用优秀的成才，不拘一格降人才能让企业进入一个良性的新陈代谢用人机制，才能让我们的企业适应时代的需求；也只有充分认识到“十指各有所长”的特点，发掘每个人的优势才能，才能发挥出企业最大的前进能量；在我们的管理工作要切记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而不是越俎代庖。
四、“小事”无为，“大事”有为。
张居正在“大事”上，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他颁行官员考成法，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到达考成法的最终目的，从而做到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就是他的“大事”有为。而对于小事，我们从明朝的管理机构就可以看出：明朝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从而每个职位的人都可各尽其责。
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在“大事”上有所作为。在现代企业中，任何管理者随时都会碰到两类事情：一类是事关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另一类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部门层次的增多，即使是精明能干、智慧超群的领导者，也无法事事躬亲。企业领导者也是能力上限的“人”，而不是法力无边的“神。”所以，一个高层次的企业领导者应不拘泥小事，要善于在小事上“无为”，而在大事上“有为。”
不重要、不紧急的事要授权部下去做，要不为；紧急但不重要的事，要培养部下去做，要尽量少为，争取不为；又重要又紧急的事要有所为；不紧急但重要的事，往往会被忽略，要有计划地做，也要有所为。
五、学会放弃。
张居正的治国纲要就是“富国强兵” ，他有着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舍弃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同样也要有这样的“舍弃”精神，有忧患意识。
而探索过程，学会取舍也是一门学问。现在我们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面对那些走在前面的老大哥，我们是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但我们更要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企业的管理机制，要学会“放弃”一切不适宜，不能照搬照套。现代社会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大量的信息干扰，要学会取舍，特别是学会放弃。企业经常面对各种投资机会，决策时要服从于自己的核心能力，防止掉入“事事欲有为，事事不可为的陷阱。”企业在介入某一产业时不是服务于该产业的所有客户，而是要进行取舍。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点浅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工作实践，我将努力去摸索去体会管理者的“有为”和“无为”，也希望我们的企业能顺应时代，适时而起，能做到像张居正十三岁作的《咏竹》绝句中描写的境界：“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