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长期漠视自己的感受和价值，以讨好姿态生存，但是意识层面的漠视不代表潜意识层面漠视，潜意识用输出痛苦的方式提醒这个人:“你需要调整一下了”。
为了缓解这种痛苦，这个人自然而然地调整到责备姿态，责备可以让我们相信所有的痛苦来自他人，因此我们不需要改变。当人处于责备姿态时，我们出于安全考虑也要努力让自己做正确的事，这样我们才更有责备他人的资格，于是，这个人站成了超理智的姿态，超理智姿态只是责备的进一步发展，姿态完美到不需要伸出那根手指，便完成了责备的目的。这让我想起风间同学的妈妈，一个不发怒时非常完美的母亲。而那种超理智因为孩子的表现而瞬间崩溃的画面仿佛在我生活中时常发生，循环。
在从不平衡状态转变成表里一致时，需要在现状中发掘资源。
讨好中隐藏着关怀的种子
责备中隐藏着决断的种子
超理智中隐藏着才智的种子
打岔中隐藏着创造和变通的种子
改变姿态的起始步骤
第一步:觉察外在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到底做了什么？
第二步:觉察内心渴望:当我做这些时，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尊重还是爱？还是紧紧的放松和快乐？
第三步:区分这两者的差别，外在行为和内心渴望，从而觉察自己的模式，“当我想要被爱的时候，我先是会感到愤怒情绪，然后会去做指责别人的事情”。
第四步:评估过去的模式是否有效，以及尝试表里一致的表达自己的渴望。
生存姿态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
童年我们和看护者的互动经历告诉我们，只有按照别人说的去做，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只有……才……”让我们形成了条件化的生存反应。这种威胁——奖赏模式是很多人一生唯一掌握的生存模式和沟通方式，这种人无法在成长中获得力量。
1一个人在幼年习得了条件化的生存反应，
2将这种模式保持到成年，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因为他觉得本来就该如此，这是自己所知最好的育儿。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3孩子们希望改变父母这些生存行为，在屡次失败中又不断尝试，把帮助和关心以评判的方式表现出来。
4孩子长大后，挑选和父母有相同行为模式的伴侣，并再次尝试改变他。然后再次失败。然后转向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实现这种变化。过程中让别人为我们的期望负责，同时通过其他人的行为来定义我们自己。
所以，解决的办法是，首先把我们的父母当做有缺点的普通人来接纳，承认他们是有缺点的。如果继续指责父母，那么面对威胁情境时，我们将继续使用功能不良的应对模式。
使用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生活受“感官，神经系统和大脑”这个三头司机的掌控，萨提亚用“泉眼”的譬喻这三者的协同：视线、声音、气味、味道和思想不断进入我们的大脑中，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并且随时可以自由地从我们的嘴里奔腾出来，告诉我们什么正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中。一个自我整合得较好的人，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报告出他或她看到、听到、想到以及感受到的一切。如果没有得到完全的整合，我们可能会忽视或是否认很多感觉通道，并将它们关闭。当然，只要愿意，我们可以合理地关闭任何特殊的 感觉通道。只有丧失了对感官的选择控制时，我们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人际间信息的传递常常伴有误解，童年时我们会误解一些来自父母的信息，特别是当沟通不带有任何解释成分，更像是命令的时候。例如我们也许会听到“脱下你的裤子”，而不是“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得了麻疹，所以可不可以脱下裤子让我看一看”。要想沟通准确传递，我们需要将自己心中的意象与他们分享。只有当沟通的双方共同分享的是一个简单的意义时，速记形式的沟通和沟通方式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我们对接收到的信息感到迷惑，就会产生失控感、愚蠢，紧张压力会导致某种应对模式，比如证明自己正确。我们记得童年发生什么和童年真正发生了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婴儿时期的亲子交流如此重要，产假长短和质量真的关乎一个民族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
父母伸出手指责备孩子的时候，背后的声音是对于孩子异常行为的绝望。孩子能记住被责备的感觉，却记不住责备的内容。
被人排弄头部是贬低和轻蔑的意思，昨晚睡前我抚摸女儿头发的时候，她真的说了“妈妈你不要摸我头，不舒服。”
接纳并感谢我们以往和当下的生存姿态，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提供的保护，我们才拥有今天的一切包括生命。
处于自我表达和自我压抑之间的生存状态就像上图这种不安全的平衡。自我压抑是指“我必须去看和听那些应该存在而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事物”，“我不能感受我所感受到的”是所有限制的基础，自我否定和谴责由此开始，并发展成四种姿态。四中姿态进一步成为一个诅咒:我无法成为自己的决策者。
审视每个人的真实意图
人们会做各种各样的行为，赞美，职责，离家出走，好好工作，吵架……这本书学习到这里，我们应该练习去思考所有这些行为背后真正的渴望是什么，所谓正向意图。家庭成员的症状可以看做成长的努力和一种警示的信号:“我活不下去了”表达的另一方式是“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拥有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