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女人被自己的歪理说愣了，三角眼一下来了精神。她的歪理是一套一套的，既开了头就没法停下了。对和气的人，她就撒泼打滚展现她的霸道。及至和气的人也生了气，要揍她。她便开始讲理（自然是她的歪理）。她要想方设法的让别人明白她是对的。然后以她是对的为出发点获取心灵或物质的满足。她是飞机和坦克的组合体，能上能下。孔子和窦尔敦的后裔，能文能武。
“没词儿了吧？”她的三角眼眯成了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好像一条八十岁的金鱼尾巴。“说呀，不是挺能白话的嘛？怎么不说了？”她看见女人的胸脯一起一伏的，好像要张嘴说话。她怕女人被惹急了张嘴骂她。她倒不是怕被骂，只是她心里边的那套歪理还没说完，自认为还没占领道德制高点。假如要骂也得等她说完了再骂。她立即不等喘气儿就高声叫唤:“别以为我是要讹你们钱！二百块钱算个屁，还不够我一盒烟钱。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不讲素质的样子。”
“你有完没完！”女人被气得涨红了脸，但素质又拦着她说过分的话。憋来憋去也只憋出这么一句来。
“嫌我没完？我在姆们自己家里待着，被你们薅去了两个柿子，连说都不能说啦？我横是没跑你们家祸害去吧！”三角眼的机关枪嘴在上满了膛后，又哒哒上了:“今儿你揪一个我完了，明儿他又揪一个，我也假装没看见。出不去俩礼拜我这门口儿就剩一颗秃树了。你们是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成天介看一颗秃树。上哪说理去？有这么欺负人的没有？！”恶人先告状向来是她的拿手绝活。她的这套歪理已被她背得滚瓜烂熟，从语气到声调乃至神态动作都无不配合的天衣无缝。你就是明知道她在胡说八道，可心里边也得打鼓:她说得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
这时，在柿子树附近也驻足了两三个游客，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看热闹。这很正常，不要说在旅游景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吵架也早已稀松平常。好热闹的驻足看两眼，品评一番就算拉倒。不好热闹的连看也不看，瞄一眼，心里边说一声有病，就自顾自的去忙自己的事。人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当事人外，几乎没人在乎吵架双方的是与非。大家仿佛在看一场语言的拳击赛，就看谁语言犀利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就看谁能最后举起双手宣布自己的胜利。无形中，也偷偷学会了一点点耍无赖的技巧，暗暗记住以备自己防身之用。
女人不会急赤白脸地吵架。她的嘴是给孩子讲故事，关心或责备丈夫，与妯娌婶子们拉家常和对陌生人传达善意用的。她没学过，也不想去学怎么胡搅蛮缠地吵架。她心中自然也有一大套道理，也能义正言辞地说出来。她认为那套道理外加忍让，就足以让她在任何情况下立足。从没想过有什么东西是在这些道理之外的。
今天，在异乡异地的另一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了。她想把腰杆子挺直了和对方摆摆道理，可是她所知道的那些道理刚到嘴边，又仿佛觉得不太合时宜似的退了回去。她忽然发现，她的所有道理都是在家乡的那个环境中，向和她一样的一群人身上学来的。那群人里，即便最霸道的人也都记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道理。而眼前的这个女人根本不理这个，在三角眼的环境里，几乎所有人都在与她擦肩而过。
这里也不是家乡，这里是香山，是北京。家乡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里好像并不适用。
“北京是什么规矩呢？”她想，“是不是北京本来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是不是大城市的规矩就是弱肉强食，家乡的那套人情往来在大城市反而是一种落后？”
三角眼那套看似慷慨激昂的完美演绎迷惑住了女人。女人用她的善良去揣测对方:“如果北京不是这样的，她怎么会这样理直气壮呢？怎么会把在家乡视作胡搅蛮缠的话，这样不害臊的说出来呢？”女人又瞄了一眼商店门边的红牌子，“对了，那是国家发的红牌子，是让她管着这块地方的。就像戴上了红箍的婶子，已经不是平时的婶子而多了另一层身份。是她和那个红牌子合在一起教训她，怪不得能这样理直气壮，怪不得没人敢来劝解！”
想到这里，女人感到异常的压抑和委屈。她的思绪在一瞬间飞到了三天前游览过的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