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渡三案——大悲、伪太子、“童妃”
朱由崧得继大统，最忌惮的当属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为了杜绝民望，便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遇害。
朱由崧虽然登上了帝位，挫败了某些东林-复社人士抗拥立潞王朱常淓的计划，但围绕帝位展开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国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三个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却都贯穿着臣民对朱由崧继统的不满。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一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为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后经查证是个骗子，经九卿科会审后将大悲和尚处斩。
二、伪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个少年自称为皇太子，1645年三月这个少年从浙江到了南京，弘光帝令群臣前去审视，大学士王铎曾担任东宫教官三年，一眼看出是奸人假冒，从现存史料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弘光朝廷的很多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是假冒的，但是却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这就很有意思了，就像“三体效应”，关键问题不在于太子是真是假，只要有这么个人在，就有文章可作，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于是围绕“太子”的真伪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中掀起了一片喧哗——弘光朝廷越说是假，远近越疑其真。
这个案件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才告平息。
三、“童妃案”，1645年河南有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离乱中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等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至南京，而朱由崧立即否认，宣布童氏为假冒。
后来野史揣测童氏本是其他亲王宫妾，找朱由崧是误认，亦有说她曾与朱由崧同居，但就案件本身而言都不应成为南明政局的焦点。作者一语道破其本质——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视“门户”“声气”重于国家、社稷，他们爱走极端，甚至唯恐天下不乱。……人们常常受史籍影响，以为东林-复社人士大体上都是骨鲠正直之人，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团体，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于明末东林-复社名满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势力，许多热衷名利的人也混迹其间，变成一个大杂烩。东林-复社人士的“别正邪、分贤佞”实际上是自封“正人君子”为独揽朝政造舆论。
东林党崛起于明末，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绅势力，他们力图维护政局，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相抗衡，其中有不少仁人志士，当时读《明朝那些事儿》在杨涟那章就哭得不可自已。
历经数十年，他们的清刚有增无减，政治斗争水平也稳步提升，但政局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明朝北廷覆亡，南明弘光朝廷缩于江南，此时最迫切的就是放下门户之见，以大局为重共同光复大明，但东林党人顽固不化，一意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
东林党人多是文人，最擅长粉饰，他们以“正人君子”自居，并著书立说来美化自己的形像，如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即借“童妃案”为突破口来否定弘光帝，鉴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派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他和门户好友在当时兴风作浪，对弘光朝廷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者在书中对黄宗羲等人质疑弘光帝的作法进行了批驳。
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的评价极为恳切：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弘光一朝党争闹得势同水火，黄宗羲等人虽然在朝堂上没有什么地位，但他们却都是追名逐利、制造倾轧的能手，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严重影响了自身稳定，特别是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地处南京上游世镇武昌的军阀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
（二）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弘光朝廷的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是“联虏平寇”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执行者，直到北使团的失败，史可法依然尽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见，继续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
1645年初，史可法安排高杰率军北上，这是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进军的目标不是清廷，而是想在扑灭“流寇”中充当清军的盟友。
高杰“分道入秦”夹攻大顺军，以向清廷证明弘光朝廷并非“不出一兵一卒”，幻想在与清方的和谈中给自己增加筹码。
南明的卑微可见一斑，可是曾经的清廷你爱答不理，如今的清廷却高攀不起，清政府征服全国的方针已然确定，根本不会再考虑与南明联合了。
1645年正月初十，高杰同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带领军队来到睢州。镇守此地的河南总兵许定国已秘密与清方联络，有降清意图，高杰知晓后，为防止他把睢州地区献给清方，想凭借武力胁迫许定国及其部众随军西征。
可是许定国却用计将高杰等人灌醉，半夜伏兵将高杰及随行兵卒杀害，越其杰、陈潜夫等惊慌逃出睢州，许定国率部降清。
睢州之变虽然主帅高杰遭惨暗算，但其部下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应趁许定国杀害高杰投降清朝之际，利用部将的敌忾之心做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稳定河南局势。
可史可法却在高杰遇害后失魂丧魄，仓皇南逃，左右劝之皆不听，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有诗云：
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是史可法之类南明掌权者的懦弱，灰了义士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心，这就是被许多人盛誉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真面目。
（三）左良玉率兵东下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之一，长期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迁就。弘光登极时，他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朱由崧的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他不愿承认，后勉强同意，表示拥戴，但其跋扈程度比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1645年三月，李自成部在清阿济格军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湖北襄阳地区时，左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当时南京假太子案、“童妃”案等正闹得满城风雨，于是左良玉以此为借口，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可是左良玉却在四月初四日病死于九江舟中，左良玉勇于虐民，怯于大战，心中既无朝廷，也无百姓，他的拥兵割据和顺江东窜，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继续引兵东下。
南京城中，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苏北部，却担心史可法名位居前，令史可法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对付左军。
因此，左部叛军进逼池州，清兵大举南下，弘光朝廷完全处于被动局面。马士英等明白，南京有陷落的危险，他们暗中已做了拥兵出逃的准备。
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部，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向清阿济格部投降。
（四）扬州失守
清军击败大顺军之后，摄政王多尔衮不失时机地着手部署主力南下，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收取江南、统一全国的大业。
弘光朝廷“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终于实现了，不过清军在平寇的同时，也要平了他们。摧毁弘光朝廷的三路清军齐头并进：
第一路是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经洛阳东进至商丘，然后向南直趋泗州扬州，进攻南京，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是为中路。
第二路由英亲王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除击溃大顺军外，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会师，是为西路。
第三路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南下徐州，沿运河水陆并进，这支清军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是为东路。
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危急时刻，史可法惊慌失措，漫无主见，他奔至扬州，却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
四月十八日，多铎部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部下李本深、刘良佐、张天禄、张天福等纷纷率部投降。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
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使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的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居官廉洁谨慎，二是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史可法牺牲了，在南明士绅中被视为抗清复明的英雄备受景仰，无非是因为他身居高位却以身殉国。作者评道：
殊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在风口浪尖上，不需要无用的好人，史可法的无用于朝廷社稷反而变成了有害，可以说他是个百害而无一利的好人。
史可法的身死后扬州陷落，便是我们都熟悉的“扬州十日”，幸存者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详细记载：
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数百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日向午，杀掠愈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
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这是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记载，每一个字都鲜血淋漓，因为朝廷的懦弱无能，将士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就仓皇投降，致使百姓蒙难社稷倾覆，可以说南明朝廷对这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弘光帝出逃和清军占领南京
扬州失守和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慌失措中。
五月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初九日在瓜洲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初十日，弘光帝仅同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没有做任何部署便在凌晨离城出逃。
十七日多铎进入南京，守务南京勋臣赵之龙在弘光出逃后立即大张告示向清军献城。
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一旦国难当头，除个别稍有志节者以外，大抵是身家之念重于国家，卖降恐后势在必然。
作者这一段话如当头一棒，仿佛看到了《红楼梦》的主旨，贾府儿孙不正如乱世中这些明朝勋臣吗？历史大转变之时，人性的优劣便会被无限放大，文武官员像蓬草一样随风转，风云气少，儿女情长，身家之念重于一切，为了苟活不惜屈膝变节。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有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人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可仅仅一年，就糊里糊涂地陷落了，周在浚一首《台城晚眺》词云：
纵步且闲游，禾黍离离满目秋。玄武湖中风浪起，嗖嗖，虎踞龙盘一时休。
江水不知愁，犹自滔滔日夜流。更有无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头。
（六）弘光帝被俘
五月十日夜，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意图避往浙江杭州，不料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朱由崧君臣失散。
马士英的儿子马銮带领勇卫营兵簇拥弘光帝奔太平府，太平府官不知内理，闭门不纳，又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黄得功对京城的变故一无所知，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
清军统帅多铎命刘良佐率部充当向导追弘光帝至芜湖，五月二十八日，黄得功引兵出战，被反叛的部下暗中一箭射中喉部，自刎而死。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
弘光朝廷当国的一年时间里，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有可为而不为，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越了崇祯时期。……朱由崧的昏庸荒淫固然是事实，作为皇帝自然要负重要责任，但弘光朝廷继承的是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的内耗才是弘光朝廷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
明朝末年已是弊病从生、体制瘫痪，南明则直接承袭了明政府的衣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更见其病势沉重、日渐膏肓，朱由崧只图偏安享乐，无意振兴图强，致使弘光政权一击即溃，江山沦丧，以致乾坤颠倒，生灵涂炭。
（七）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
弘光一行从南京出逃后即遭遇土兵截掠而君臣失散，马士英带着四百贵州兵护朱由崧之母邹太后前往浙江，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
后来得知黄得功兵败身死，弘光帝被俘，马士英没有了指望，便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然而朱常淓唯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的打击目标，拒绝接受，在弘光太后流着泪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
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监国，监国次日就按照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云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同清军讲和。
陈洪范就是以左懋第为首访北京的北使团中的那个叛徒，他早就被清方策反了，如今潜伏在南明又被马士英派云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属实是魔幻现实主义了。
在朱常淓、马士英等依旧梦想苟且偷安时，清军却迅速向杭州逼进，陈洪范同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严州等府州官也纳土降清。
七月，多尔衮接捷报，认为南方用兵已基本结束，下令多铎、博洛等班师回朝，并将弘光帝、潞王等藩以及弘光朝廷投降的高官显贵等随军带回北京，并改南京为江宁府。
在押往北京途中，朱由崧嫡母邹太后跳入淮河自尽。
而朱由崧、朱常淓等虽摇尾乞怜却也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次年（1646）五月，降清的明藩王在北京被杀。堂堂帝王、藩王竟不若一妇人，既知无法逃脱受辱被杀的命运，为何还要折损气节，多活一年半载只为辱没先人，真可怜、可叹！
由于潞王朱常淓监国时间短又毫无作为，历来史学家对其关注甚少，但是作者却从历史因果关系来看，认为朱常淓降清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由于他的降清，明宗室近藩无人。紧接着出现了朱明宗室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后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垮台，又爆发了朱聿键之弟同桂藩朱由榔的争立，两次争立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常淓的望风纳降确实关系匪浅，他应当被作为民族的败类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无情的鞭挞。
作者之恨如海如川，对于在关键时刻处于关键位置但却没有肩负起历史重任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作者怒其不争，正是因为他们的不作为，致使中华大地被清政府蚕食鲸吞。可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车轮也不会因某个人而更改，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懦弱退缩和不作为才导致了最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