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被打扮过的小姑娘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是编订了鲁国的历史《春秋》。《春秋》是根据鲁国历代的史官记录下来的史料编纂的，当时已经成书，孔子只是重新整理定稿。这是孔子对历史最大的贡献，他所开创的“春秋笔法”也被历代正史奉为典范。

          历来有一种说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要从历史的作用说起。最早记录历史的目的是向天、神、祖宗报告，以便得到他们的庇佑；或者取得他们的宽恕，消除灾害。

        向天、神、祖宗报告的任务最初是由巫师承担的，古时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沟通人与天、神、祖宗之间的联系。后来，由于需要记录下来一些事件，就有了专门负责记录收集资料的“史”，即专职史官，而“巫”只负责沟通报告。

        史，是个象形字，一个人站着，手里捧着一块记录用的板。史官记下来的内容也被称为“史”，将这些“史”按日历编排，就称为历史。史官的职业道德就是如实记录，要对天、神、祖宗负责，而不是对统治者负责。而当时，从最高统治者到普通人，都对天、神、祖宗保持相当的敬畏，因此也都保持着对史官记录内容的敬畏。当然，当时的人特别畏惧史官记录自己的恶言劣行而在生前死后得到惩罚，甚至祸延子孙。

      正因为这样，孔子的“春秋笔法”历来被认为非常严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孔子在编订《春秋》时具体采用的办法是：

        首先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尊者”——地位高的人，“贤者”——品德高尚又有本领的人，要隐藏遮盖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尊者的标准，是孔子根据心目中的《周礼》，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和秩序来定的。而贤者的标准自然是根据他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来定的。至于“讳”到什么程度，哪些该“讳”，哪些可以不必“讳”，孔子并没有留下具体的标准，只有靠后人自己体会了。

        其次是“笔则笔，削则削”。如果“讳”了还不够，有些内容就干脆删掉，所以说该记的就记，不该记的就削，就删掉。

        孔子“作春秋”，重视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价值观念。对事实他可以按自己的标准选择，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甚至可以毁灭史料。即使是对同样的事实，可以加以褒扬，也可以进行贬斥。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要有利于确立、巩固、宣扬他的价值观念，通过修历史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宣扬他的价值观念，谴责他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也就证明了历史绝不是简单地记录以往存在和发生过的事情，而是历史学家有选择的、有意识的记录。可见，从孔子时代起，历史就有可能是被拣选过的历史。下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春秋》有这么一句话：“天王狩于河阳。”从字面看并不难懂，“天王”就是周天子，“狩”我们现在理解为狩猎，在当时是一个以打猎为形式的隆重活动。在秋冬之交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天子或诸侯、贵族在仪仗队和警卫的护卫下到郊外预选的地点，先围猎，然后用猎物和准备好的祭品祭祀，宴饮、娱乐后返回。选择秋冬之交，是因为秋收后民众有空闲，粮食物资比较丰盛，动物经过春夏的生长也比较丰满。河阳(今河南孟州市西北)是黄河边的一个地名，离东周的都城洛阳不太远。一句话，周天子去河阳举行“狩”的活动了。

        但真相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当时晋文公的势力已经做大，欲做诸侯霸主。城濮之战后，他本想率领诸侯去洛阳朝见周襄王，以造成他是诸侯盟主的事实。但又担心自己的威德还不足以服众。所以他请周襄王离开都城到河阳来，自己就近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率领诸侯朝见，实际是让周襄王为他的盟主地位做背书。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成了傀儡，毕竟还有形式上的尊严。本来应该晋文公率领诸侯去朝见，晋文公却公然违背制度让周襄王听从他的摆布，而周襄王又不得不从。孔子看到这段历史，认为从来诸侯没有召天子的资格，这是“礼崩乐坏”的典型，绝不能在《春秋》中留下这个恶例，对周襄王这位尊者遭遇的不幸必须讳隐，所以就有这么一句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话。周襄王被要挟羞辱的事，成了他主动进行的正常活动。

      这种“《春秋》笔法”既维持了天子的尊严，同时也使理解孔子苦心的后人明白背后不光彩的事实，所以被后世的史官们模仿沿用。凡是皇帝被称“狩”，那极有可能遇到祸难。

        比如，《宋史》里写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狩”，不是他们到北方去狩猎了，而是在北宋覆灭后被金朝俘虏，押送到黑龙江五国城去，最终死在异乡。《明史》里写到明英宗“北狩”，是指他出京“亲征”被蒙古也先俘虏。而清朝的官方史料称慈禧太后“西狩”或“两宫西狩”，就是指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一直跑到西安。在孔子以后，这个“狩”字已经成了帝王蒙难、被俘、离开首都，遭到屈辱的代名词。

        同样，被孔子赞扬为“良史”的史官，并不是因为他们如实记录历史，而是他们对历史的写法符合孔子历史价值观。如晋国的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实际被杀的晋灵公是位昏君、暴君。因赵盾屡次劝谏，怀恨在心，派刺客刺杀赵盾未遂，赵盾不得已出逃。在此期间晋灵公被杀。赵盾曾责问董狐为何将他记为“弑”君，董狐给他列了两条理由：“亡不出境”(逃亡但未离开国境，所以还得负责)，“返不讨贼”(返回后没有惩办凶手)，所以赵盾仍要为晋灵公之死负责。孔子也称赵盾是“良大夫”，为他没有“越境”而蒙受恶名而惋惜，但充分肯定董狐将此事定为“弑”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春秋》以后的“正史”，一定要用这样的标准来理解。新建立的朝代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为前朝修史，其目的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更是为了证明本朝是上得天命，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说，都是孔子“作《春秋》”的延续。

———据《葛剑雄说国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