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021年最后的一天，我写下更文《“红色”，你在哪里》，然后有个简友引用了孟晚舟的一句话给我留言。
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找到年味儿的情结在哪儿。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定居在日本东北部的某“雪国”。每到春节期间，我能看到的只有路边的两道高墙，左边的一道墙是雪砌的，右边的一道墙也是雪砌的。我眼里的世界是白色的，那可不是像雪一样的白，而是雪本身的白。白色的冬天里，我怎么也找不到春节的年味儿。
今年，我终于明白，年味儿，是有颜色的，是有国界的，更是有时效的，它藏在我的小时候。
小时候，春节是我最最期盼的日子，也是等得最长的一个节日。而这小时候是到几岁了呢？记忆便模糊不清了。可是，我却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
那是我妈给我做的带着红格子条的上衣，里面套着我妈做的棉袄，裤子呢？也是红色的，布料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里面的棉裤是我妈做的，那脚下的红棉鞋，好像也是我妈做的。这么说吧，里里外外都是我妈的手工。好像一年当中，只有过年才能从上到下穿到新衣服。晚上，老爸烧热水给我们孩子一个个烫脚，烫完后泼盆里的水时总要说这么一句：泼了可惜了，应该浇地去。
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稍微长大一点就知道老爸说的是那黑乎乎的泡脚脏水里面含有养分，是的，虽然洗脚水是黑色的，但是两只小脚丫可舒服了，抱着属于自己的那小叠红色的新衣服，钻进红花绿叶的被筒子里，想着明天的好事就睡着了。如果不睡，初一就来不了。
醒了就是初一，老爸老妈还有几个没有出嫁的姐早就醒了，在做菜。
（我们那里有个习惯，初一这天全村人互相走街串巷拜年，岁数大的备好酒菜在家等着过来拜年的人，岁数小的领着岁数更小的排着队进屋，“过年好啊，过年好啊……”人一多，就把我们孩子们给挤出去了。）
我们小的盼着天快亮，好穿上红色的新衣服，不过，刚穿上的时候美得还不好意思，连走路都先扭捏一会儿才能适应。全家人吃完饺子盼着天更亮一些，而我们小的有任务要去完成。
这个任务就是看遍全村新媳妇，跟新媳妇要糖吃，最后比赛谁要得最多。
那时的农村，都流行腊月二十六，二十八结婚，一结婚噼里啪啦地全村人都知道，谁谁家的媳妇陪嫁多少被褥，几个大件等等都是街头热点话题。而且刚结婚的家门口的氛围也不一样，贴的春联不一样，放得鞭炮数量也不一样，具体不一样在哪儿，我记不清了，反正从敞着的门口到屋内，一地的红色，满眼的红花喜字，一看就知道这是新媳妇的家，现在想来，那真是出奇的红。
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帮小丫头片子混进大人堆儿里， 到了新房，瞅一眼炕上叠的整整齐齐的红绿绸子的被褥，然后就盯着穿着一身红衣的新媳妇的脸不走了，两只小手随时伸出来接糖块儿。新媳妇就抓点花花红红的糖块儿一个一个分给我们这些几乎都穿得差不多的小丫头们。最少是两块糖，还有两块以上的，我们放在红上衣口袋里紧紧捂着，生怕路上村里几个小混混男孩子给半路劫走，然后再去另一家。
这一上午下来，红裤子里的兜也被糖块鼓满了。
回到家第一任务就是把糖块儿都掏出来，把它们摆在炕上，一块儿一块儿地数，数完一遍再数一遍，数完第二遍再根据颜色分类再数一遍，数完这遍再根据糖块儿大小分类，再数一遍……
一共要数多少遍，记不清了，反正数得不亦乐乎。记住数量，等开学的时候好跟同学们报数比谁要得多。那些糖纸，花花绿绿地好看，等把里面的糖吃完了以后，我又会花上大半天的功夫把它们小心翼翼扯得平平整整，然后夹在书本里，不能多报数，糖纸就是证据。还有那本夹着糖纸的书，一直被我压在枕头下，越压越平整的糖纸，越看越喜在心上。
至于那些跟新媳妇要回来的糖，是我一个人吃了，还是上缴家里被姐妹们吃了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小时候的记忆，仿佛就停止在糖纸上了……
如今我的人生已走完了半个世纪，如果把走过的人生分成五个阶段，那么小时候的记忆只有五分之一，或者更少，而那记忆的浓度却是最高的。当感觉糖块儿不再稀罕，糖纸不再漂亮的时候，我们这些丫头片子也没了伴儿去看新媳妇，去要糖块儿了。当年那些与我一起要过糖块儿，比数量的丫头们，对不起，我竟然一个也想不起来你们的名字，如今，你们都在哪里呢？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旧的被新的挤过去，新的变成了旧的，再挤那些更旧的，剩下的只是些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连我自己长什么模样都想不起来。
好在，现在有了简书，每一篇每个字，都是有形有声的，记录现在，是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
写完上面这些话，我给国内几个群发了红包，对，我的年味，是有国界的，它还是在中国……
而春节，我依旧要去日本东北地区某个小小的白色小镇里上班，新衣服就不必了穿了，否则会有违和感。那也不对，管它违和不违和的，我的心，过着我的中国年，我的身，上着我的日本班，我在简书里写我的中国话，嘴上说着我习惯的日语，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我给自己的脚穿上大红色的袜子，找了一件红色的高领毛衣，把头发高高扎起来，用一个红色的发圈套上去……
是的，我终于找到了“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