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歉正沉浸在报副刊上的那篇小说中的时候，忽然窗外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于歉循声望去，只见一群人从招待所的中心大道向会议室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走在前面，且在中间位置，其余的人要么跟在后面，要么在侧面，但也要慢半个小步的位置。心想他一定是领导，只见他头发向后梳着，一丝不乱，步子不大，很坚定，衣服并不新，但很整洁。他的左边是王德明部长，好像两人正在谈论着什么，王部长不断地点着头。而这个人的右侧是一位年轻人，个子比那位领导稍矮一点点，手里捧着一个好像原来是装磷化铝这种熏蒸剂的密封广口玻璃瓶。于歉听人说过，由于这种药在运输贮存过程中需要严格的密封，所以装药的瓶子密封性非常好，用这种瓶子装水放在包中不会渗透出来。许多干部都拿它来作茶杯用。这种原来是装剧毒农药的杯子，在使用前要用肥皂水浸泡好长时间才行。于歉曾托粮食部门的朋友帮找一个，可由于使用量也很少，至今还没有得到。于歉见这位年轻人另一只手还拿着几张纸，凭经验估计他一定是秘书。
进了会议室，秘书将茶杯和文件放在主席台的正中间，又望了望参会的众人，没有吱声，便到第一排边上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领导信步走进了会议室，径自来到主席台中间，朝台下望了望，但没有吱声，便坐了下来。坐下后，招呼王部长、以及一个年龄和于歉差不多，穿着半新但没有徽章军装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年龄与王部长差不多的脸色像紫铜的中年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这位年轻干部见主席台上的领导都坐好后，便拿起手中的花名册一个个点起名。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龄大的只要听到自己的名字都回一声到。这位领导于歉是认识的，而且还听过他的演讲，他就是县中67届的毕业生，也是那时的学生领袖。他姓范，叫范明选。在高中读书时语文成绩就很好，他能言善辩，理论水平很高，导师的语句能背出不少，所以许多人在背后称他为范马列。
范明选在运动高潮那两年相当出名。一次他与王部长就那六十年代前几年县委宣传部姓马还是姓牛，滑没滑到修正主义边缘在学校的大会堂辩论，他手拿王部长的几篇讲话印刷稿，逐条用毛主席的六十年代的一系列讲话进行对照批判，最后王部长理屈词穷，甘拜下风。还有一次是与县委方京志进行辩论的，那场辩论参加人员很多，影响也很大，方书记想凭自己参加革命的资历来压倒范明选，而范明选则利用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得方书记灰溜溜地告降。那两年，每次只要有范明选参加的辩论，听众都很多，如果是室外的，许多人都站在板凳上或爬在树上来一睹他的风采。
点过名后，王部长宣布了会议的开始，接着就请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徐时根讲话。
于歉听到徐时根的大名时，把脖子伸长伸高，想仔细地看一看。因为这个名字他听说过，但人还没见到过。他知道徐时根是去年从大队书记直接提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
说起徐时根，全县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大军区司令员，文革三支两军开始后兼任的省委书记乘车准备到彭城市处理铁路上派性问题。到彭城，魏阳县是必经之路，魏阳县的白河公社是名酒产地，喜爱喝酒的司令员除了茅台之外，他就爱喝白河酒了，秘书说，首长从没有去过贵州茅台，这次途经了白河，不如抽点时间去转一转。司令员想，铁路问题属省部共管，往往是你支持张三，他就支持对立派李四，很难理清，他也懒得多管。他参加革命后只是喝酒，但不知酿酒，能过酒厂转转心里还是挺高兴的。那天上午他们去酒厂玩了一把。中午在酒厂喝了一斤建厂时的老窖酒，那酒拉丝能达到两寸，香味很醇正，这让他非常高兴。从酒厂走出后又来到东边不远的河西大队，他到那儿时大队书记徐时根正挽着裤筒站在牛粪坑里挖粪呢！县社领导喊徐时根过来，司令员与他握手时发现这位大队书记的手上全是老茧。再一聊，徐时根的哥哥解放前是他那个兵团的一名小战士，在济南战役中牺牲了，不禁又多望了他两眼。
司令员回到县城立马对陪同他的地县的领导说，像徐时森这样不怕苦，不怕脏，能坚持参加劳动的大队书记很难得，必须破格提拔。于是，时间不长，徐时森便提拔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当然，也有人私下里说，司令员巡视的路线是头一天确定好的，县委办工作的一位秘书将司令员第二天的行程偷偷告诉徐时根，才有他跳进粪坑劳动的事迹的。但不论怎么说，手上的老茧是不好作假的。
徐时根听到王部长要他讲话，把两只大手向上摆了几摆，说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的学大寨工作队在县委杨书记的直接领导下的，还是由杨书记给大家讲一讲吧！”说完，他将目光转向坐在主席台中央的那位领导。
徐时根不愿意讲话，王部长是知道原因的，原先县里分管农业工作的只有徐时根一个人，大农业战线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杨宗武副书记调来之后，不但分管组宣工作，也分管农业口，是县农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而徐时根只是副组长。这样在县里他多了一位婆婆，许多事情做不了主。这次县委原准备要他也下乡常驻，在常委会上他坚决反对才改为只是挂名领导但不具体过问工作队事务。见这种的情况，王部长只好按徐时根的要求去做了。于是他站了起来，对大家说，“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县委副书记杨宗武同志给我们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全体成员作指示。”说毕，带头将手高高举起猛地鼓起掌来。在他的带动下，全场的掌声哗的潮水般的涌起。
于歉观察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杨书记面对鼓掌，无任何表情。他目光平缓地注视着大家，过了几秒后，两手张开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然后目光从前排开始向后扫射了一周，接着又把水杯拧开，待热气徐徐地升到鼻子处，深情地呼吸了一下，呷了一口热茶。才开始发表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同志们，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党的十大的胜利召开，巩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成果，全国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团结起来，高歌猛进地建设社会主义。
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在我们农村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高粮食产量。大家都知道，农村工作要‘以粮为纲’么！我县有125万亩耕地，有100万亩种植粮食，而粮食的总产量才4亿5千斤左右。算起来，平均每亩的产量450斤。同志们啊，你们想一想，每年每亩种植两季，这样每季的产量还不到230斤啊！
远的，我们看山西。山西的大寨大队那是什么样的土质？那是什么样的环境？穷山恶水啊！但是，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经过十年的努力，粮食亩产量从1952年的237公斤，到1962年已经达到774公斤。同志们啊，这是公斤啊！也就是说他们那儿的亩产接近我们这儿亩产的3.5倍。大家掰手指算一算，如果我们能将亩产提高3倍，那么全县的总产就达到了14亿斤，这样我县农民的生活用粮，饲料用粮以及工业用粮全部可以解决，还可以向国家缴售10亿斤的粮食，这时我们县对国家的贡献多大啊！
近的，我们来看看西边的县，我是刚从沂南县调过来的，对那儿的情况了如指掌。你们当中的不少人可能也去学习过。他们的人口，土地面积以及土质等等和我们县差不多吧！但是他们的粮食总产量比我们县高出整整4亿斤，而且预计今年高出的更多！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请大家就来看看我蹲过点的王庄公社大龙大队的做法吧！
几年前，大龙大队和我们这儿的各个大队一样，位于废黄河畔，土地是以飞沙土为主，还有一部分砂礓地，飞沙土和砂礓地不能保肥，十分贫瘠，又没有像样的排涝灌溉设施，很难使农作物丰产丰收。老百姓的日子过的也很艰难。六九年，我在那儿蹲点，挑选了刚高中毕业的史长胜担任党支部书记，小伙子很能干，也肯动脑筋。他带领导一班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制定改土治水规划，提出了‘以水为主，水、土、肥、林综合治理’的方针，挖黑土，漫黄沙，种田菁，植水稻，冲盐碱。在挖那条旱可灌溉，涝可泄洪长达7千米的灯塔渠时，因为困难，一些群众边讨饭边劳动，终于达到了人均一亩的高产稳产田，现在那个大队的群众人均分粮350斤以上，最低每户分红收入一百元以上，小史成为省党代会的代表，沂南县的郭书记成为了党的‘十大’代表。”
说到这里，杨书记似乎也激动起来，他站起来说道：“在座的各位同志，天是一个天，地是一个地，都是我们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别人能在山上凿渠，难道我们还不能在平地上挖沟？别人能让群众丰衣足食，难道我们就不能让群众吃饱肚子？”
他最后，望了望在座的各位，说道：“这就拜托大家了！我们县能不能像大寨那样为国家作出较大贡献，首先就靠我们县的农业战线上的各位干部啦！就靠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们啦！”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杨宗武讲话结束了。
于歉暗想，杨书记的文化程度可能不高，但讲话的水平还是很高的，看来做干部时间长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会提高。
最后，范明远宣布了工作队领导成员名单。徐时根是工作队的政委、书记，王部长与范明选分别是总队长和副总队长。徐时根正常在县委上班，只是工作队有重大问题时他才去，平时的工作由王部长负责。
会议结束后，杨书记走了，一些送成员来的局办负责人以及组宣组的同志也跟着走了。但是工作队的人都留了下来，徐时根、王部长和范明选也都留了下来。
徐时根打电话给县客运站，让他们派一辆汽车将这些人全部送到前魏公社。由于每个人都还带着被褥行囊，所以一辆车根本装不下，又从货运站调了一车货车才装下。
于歉将工作队的一些用品搬上车，又将王部长与他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车，为了听咐王部长的随时差遣，就坐在王部长的边上。他刚上车，就听到身后的一位干部对王部长说，“德明部长，感谢你呀，这次下乡能想到我。”
于歉将脸转过头，望了一眼，他认识，这位原来是区委副书记，资格挺老的，抗战初期组织队伍的，他当年的许多下级都担任了县地级领导，五三年，抽干部去支援东北时，他没有去，如果去的话，至少也是正县级干部了。
王部长朝他笑笑，说道：“老书记呀，如果真是我抽人的话，我也一定抽你哦，有你在工作队里，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你请教。但是这次抽人不是我决定的啊，你到工作队是县委常委会上决定的。说明大家都认为你是强将啊！”
于歉听了部长的话，暗暗地佩服部长，把矛盾转移了，还不显山不露水的，同时又称赞了对方，真不容易。自己参加工作算起来也近十年了，但一直在剧团与学校，有什么问题大都是直来直去的，从来没有像这样去说话的。
汽车在高洼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了大半个小时，在颠簸的使人头昏脑胀之时终于来到了前魏庄公社。
车还未停稳，前魏公社的书记黄业、副书记卫梅带领党委一班人已在大门口迎了上来。
黄业是一位个子高高的，身材很魁梧的中年人，年龄大约五十来岁，脸上的绉纹好似池塘里扔下石子后的水波一般。他的老家在湖边，那儿高氟的地表水使他的牙齿黄黄的，虽然他不抽烟，但是也很像一个老烟枪。四六年，队伍北撤时，他留在湖边打游击。你莫看他现在文质彬彬的，可当年他也是狠角色。据说，他带领十来个人，白天划小船在湖里的芦苇中，夜晚带人悄悄地摸到一些还乡团骨干家，只是有人命的，逮到一个，在那人家旁用刀就抹了脖子，一颗子弹也不用。
卫梅更是个有故事的人。说是他在四七年时当的兵，当兵时他做营长的警卫员，两年后解放了。五〇年部队一百五十万的大复员时他回家了。他的家是被县内干部戏称为非洲的地方。是被民谣称为“春天白茫茫，秋天水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的兔子不拉屎，鸟不做窝的地方。复员到家后，他与本村人一起编蒲包卖，蒲包这东西利润低，只有在防洪的时候才用的比较多。他与父母还有年龄不大的弟弟妹妹在一起生活，举步维艰。有一天，他听说县里的土产公司收购蒲包，便和本村的几位农民用独轮车推些蒲包准备进城去卖，那知这天乡里逢集，又还有一队民工也推着车子去工地，大家堵在路上动弹不得，个个都很着急，你推我挤，相互之间先是吵闹，讲着讲着上起火了，眼看要动手。这时，一辆军用吉普车也从这儿通过，看道路堵塞的很厉害，坐在车上的军官就让驾驶员停车，他跳下车去疏导。他下车后，来到要动手的一群人面前，大声喝道，“住手，不要吵了！”
五十年代军人的威信很高，何况又是一个二杠三星的大军官呢？大家连忙松手，军官让大家让出一条道来，然后叫每边一次只推十个车子过去，这样十来分钟路就畅通了。卫梅先是在边上看热闹，看到军官后，他觉得身子的形态很眼熟，因为是从背后看到，一时不能确定，等军官转过身来一看，哎呀，正是自己在部队时的老营长。他放下独轮车，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首长面前，喊了声，“首长，……”眼泪就叭叭地朝下掉。首长看他这样穿着打扮，晓得他日子过的肯定不好，就问：“卫梅，这几年你过的怎样呀！”听首长这样问自己，卫梅的眼泪流的更厉害了，说了声，“首长呀，这几年我过的好苦啊！”说着，抱着首长两臂的手直朝下滑，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首长见状把他拉到车里，听他诉说。首长想到那两年战争时期，卫梅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尽心尽力，便拉上卫梅，调转车头来到县委，那些年的县领导大多是部队转业的，很多都是战友，彼此熟悉。于是就请县委无论如何安排卫梅工作。正好，那年区改为大公社，要增添十来个人武干部，便将卫梅安排到公社人武部工作。卫梅工作上认真负责，几年后，就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
到了前魏之后，工作队与公社的机关干部在食堂里召开了会议。主要是工作队的党委书记、政委，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徐时根讲话。他的讲话不像杨宗武副书记那样从外到中，从邻到已，而是直接地分配工作。
王德明同志任总队长、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队日常事务，范明远同志任副总队长，协助王德明同志工作，工作队党委起临时工委作用，可以代表县委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前魏工作，德明、明远同志参加前魏党委会议，前魏公社重大事情与工作队要事先沟通、请示。德明、明远不进大队驻队，小于同志留在总队帮助处理文字、通讯等事务，其余同志均每人驻一个大队，带领大队同志做好农业学大寨工作，力争通过大家的努力使得前魏公社的粮食产量全面超纲要，争取两年后跨长江。
于歉听到徐主任的话后，望了黄业和卫梅两人一眼，卫梅脸色正常，不愠不火。但黄业书记的脸顿时像猪肝那样发紫，使劲地抽着香烟，那一团团的烟雾将他的脸遮住了。只见吸烟时烟头部分亮的特别。
徐主任分配好工作并与前魏公社几位交换了意见后，谢绝了前魏公社的挽留，乘着大客车就回去了。分别时，于歉看到他与黄业的手是握了又握，还抖了好几下。
于歉将王部长和范明远两人的房间安置妥当，又到食堂里为他们两人打来开水。于歉的忙里忙外，王部长感到理所当然，但范明远觉得不好意思，一是从年龄上来说，于歉还比他要大点，二是他不像徐时根、王部长那样是做官的。他在文革中作为学生领袖，做过几天司令，县里建立革委会时被结合进去做一名副主任。开始时还挺风光的，后来发觉仅是挂一个空名称而已，先是部队的三支两军干部说了算，部队干部撤走后，又是老家伙们说了算，有时叫他参加会议，有时连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就说这次工作队的安排，王部长虽说以前做过宣传部长，后来仅安排做组宣组的副组长，而他毕竟挂着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呢？可县里照样将他安排在部长的后面。前一阶段，书记已经找他谈话，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他们这一类人统统要下去，县里打算要他下去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只是据说教员近来说对他们要高抬贵手，所以安排暂时停了下来，等待上级进一步的精神。事实上几年来他一无权力，二无地位。说话做事很尴尬。
下午，开了工作队与公社两家党委的联席会议。主要是讨论合作与分工事宜。两家内部的事说了就通了，但是两家之间的事情却相互怼起来了。这还是于歉第一次接触到的。
事情的起因是王部长说道，工作队的任务很重，这次下来之前，县委书记张龙高和副书记杨宗武找他谈话，要他立下军令状，与前魏公社党委同志一道，确保一年后前魏公社的粮食亩产超过600斤，而现在亩产才450斤，所以压力很大。他希望公社党委能支持工作队各分队的同志在学大寨中发现、培养和提拔干部。他说，只有抓住了干部，才能有希望提高产量，并引用了老人家的话说，“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而听到他这话以后，黄业书记的脸一沉。接过王部长的话，黄业书记说道：“王部长长期在宣传战线工作，理论水平很高，我想，我们公社今后在他的指导下，各项工作一定会脱掉落后的帽子，走在全县的前列。现在我们公社各大队的干部中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都是从合作化运动中产生的，他们组织能力强，生产方面有经验，与群众的关系好，你看，王庄大队的书记，老百姓都叫他小陈永贵。能说，能干，有基础，有方法。还有，我们各大队的干部在配备时都体现了老中青的原则，各大队都有一位年轻的，有干劲，有冲劲的副书记，我们公社的粮食产量虽在全县不是最高，但也超过了三分之二个公社，在水利工程中，一直都是扛红旗的，没有一次不是全县、全地区第一名，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每个大队都有一名这样的干部，他们能带头，能吃苦，还能制服尖头刺脑的人。”
说到这里，黄业喝了一口茶，又慢悠悠地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把他衔在嘴上，划了几下火柴，将烟点着，猛抽了几口，吐出一团大大的烟雾后，接着说道：
“王部长说要在农业学大寨中发现培养和提拔干部，确实说到点子上去了。我们各位分片的副书记、副主任、党委委员都要遵照部长的指示，把我们以前提拔培养的年轻干部使用好，管理好。我们既要依靠他们，又要让他们在夺取粮食丰收的火线上立功。”
黄业说完后，问范明远，范主任，“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范明远参加会议是很少发言的，赶忙说，“黄书记，我没有什么意见，两位领导的话说的都很好。”
黄业的目光转向其它几位公社领导，有的点点头，有的还在那儿记着笔记呢。他把笔记本一阖。说了声，“散会。今天晚上在这食堂请工作队全体同志，在座的大家全部参加。”
于歉手里拿着笔，还在愣愣地一会儿望着黄业书记，一会儿望着王部长，脑子里想着黄书记怎么与王部长讲的好像是一致的，又好像是分在两岔了。他们各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还在思索，别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了。于是他也赶忙阖上本子，套好笔帽。不过余光告诉他，王部长的脸色像上午开会时的黄书记脸色一样，是紫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