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惊奇地发现，只要有必要，残雪在创作中可以随时停下来，处理日常的俗务，然后又重新投入创作的心态之中。她的理性始终牢牢控制着非理性的生命力流动的方向，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她的艺术精神在最高层次上已经达到了哲学境界。
在文学史上，能够达到哲学境界的文学家，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据说歌德的《浮士德》写作跨度前后达六十年）都是有可能对自己的作品做出精彩评论的，托尔斯泰如果不是过于偏执的宗教倾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那个时代不兴这样做。
只有到以卡夫卡为标志的现代文学的产生，这时候，作家才无形中踏入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即文学与评论的一体化。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艺术创作的一种“创作谈”比如《城堡》《地洞》《饥饿艺术家》《歌手约瑟芬和耗子似的民族》等等。
残雪则是达到了对这种时代精神的自觉。她第一个起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只不过这种解释扑朔迷离，没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和哲学感悟力是读不懂的。残雪的创作精神只能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并且一旦成长起来，也能够到西方文学史中去发掘新的生命活力。
她的做法就是剥除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神秘主义外衣，将里面的哲学意味揭示出来。由此，整个艺术史就都成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史和深化史，成了人类对自身及其与大自然的同体性的认识史。
邓晓芒说，残雪的“新经典主义”还只是一种正在建构中的文学理论，里面还有很多具体细节有待于探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残雪作为一个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多年来对自己的内心不断反思和钻研，以及她对文学与哲学的相通之处的天然感悟，再加上她对高深哲学的极大兴趣和学习的毅力，这一理论必将在当代文学的国际视野中打开人们的眼界。我也愿为这一理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邓晓芒说，残雪是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作家。残雪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她写的小说，是中国近年来最具有开拓性、最革新的——她的小说好像不能放进任何一个单一的范畴。残雪是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写作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