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于今时今日来说还有许多个未解之谜等着我们去破解、去探索，而最直接也最宏观的做法大抵只有考古研究才能对历史进行真实而全面的论述，我们始终相信每一次考古都是对华夏文明的一种新的发现，且每一次考古都是对历史进程新的诠释。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河流汇入黄河的巩义市河洛镇，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经多位专家实地考察和论证，双槐树遗址是距今约5300年的一处都邑遗址，因位于河洛中心区域，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
由《中华文脉》编辑出版委员会江凌主编的《河洛古国》为双槐树遗址以及河洛古国考古研究翻开了新的篇章，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双槐树遗址考古领队等学者学术生涯的回溯及其发掘双槐树遗址的全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过程、建筑结构及历史意义等。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流域的河洛地区，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腹心地带。
按照专家的推测，双槐树遗址是最早一个有3重环壕围绕，3处大型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等建筑的地方。俗话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重结构是很典型的宫城配备。后世的唐长安，明北京也都根据三重结构而建设。
由此可见，双槐树遗址其实是历史上最早的皇城，不排除是黄帝时代的都邑。
在双槐树遗址的发掘中，河洛古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比如北斗九星的天文遗址，它是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所发现，因其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而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背后丰富的细节却比这句严谨的总结有趣得多。
双槐树遗址还不止这一点特殊，2017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里展出了一枚骨质的蚕雕。这枚蚕雕的出土，在极大意义上肯定了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区就已经有家养蚕的概念。李伯谦教授表示，这可能是农桑文明最早的代表了。
在双槐树遗址出土的文物并不仅限于仰韶文化，还有许多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文化特色的文物。侧面反映了河洛地区是当时的交通孔道，来来往往的人诸多，甚至还可能是方国部落来朝之地。
全书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层次、立体化展现“河洛古国”出现的文化坐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冗长繁杂的考古史料简化精炼，生动地解读了双槐树遗址城池、建筑、墓葬、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
种种遗址显著的特点表明，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地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也愈加清晰。
正如王巍所说：“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