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〇：用点心，不迷路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人分上事，“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
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
又曰：“《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传习录·二二三》特意在文末标注“已下门人黄直录”，在这里，其中许多篇目未注明向王阳明请教发问的人。古人著书，常有舍己为人之精神，凡有争议的话题，均努力避开发问者姓名，对有可取或建树处的言论，必定要标注姓名。“黄直录”内篇目，未标注请教发问者姓名的，均可视为黄直发问，有“行不更名，坐不更姓”、不避“赞誉毁谤”之铮铮然意。
黄以方发问，皆在不经意之处见精微。这里问及的《修道说》之言，其实既是《中庸》之言，也有王阳明的即兴发挥。纵观王阳明发论，多在“一以贯之”上下功夫，在“天体万物”一体同然上着意。旨在努力消弭“名目繁多”之害，以期破除“重虚文而轻实行”之害。例如，他讲“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当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讲“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讲“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包括在这里黄以方提出的“‘率性之谓道’属圣人分上事，‘修道之为教’属贤人分上事”，都是一个宗旨——融会贯通、一以贯之，不拘文字、直指人心。
以黄以方为代表的在这方面发问的弟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使王阳明有机会在立论之后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后人因为过分解读这些文字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返“虚文”。
黄以方就《修道说》发问，请教为什么说“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分上的事，“修道之谓教”属于贤人分上的事。
阳明先生说：“平常人也是能做到‘率性’的，只是‘率性’在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分上的事。圣人也是‘修道’的，只是‘修道’在贤人身上呈现得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属于贤人分上的事。”
先生又说：“《中庸》这本书，大体上都是在说‘修道’的事。因此后面凡是讲君子，讲颜回、子路等，都是能‘修道’的；讲到小人、讲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讲庶民，都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讲到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圣人中能自然‘修道’的人。”
纵观王阳明对弟子“学术精细化”的回应，基本上都采用了“取其大要”的说法，比如，他会讲“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包括在这里他讲“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修道在贤人分上多”。认真想一想，一般学者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视野，而王阳明为什么常常有这样的学术视野？说到底是因为多数人都是一头扎进故纸堆，鲜有人能像他一样俯瞰整个学术森林的。在一般人的视角，看到的是一棵又一棵参天大木，在王阳明的视角，看到的是红松多过白桦、山南的长势好过山北。这能怪谁呢？视角不同而已。
因为有黄直“问《修道说》”，才有了王阳明对于弟子们学术视角上的提点——既要见树木，更要见森林，否则必是扎进故纸堆后的皓首穷经、迷于森林、一窍不通。
站在这样的视角，才能揣度圣人立言的本意。就《中庸》而言，整个来说，就是教人“修道”的。至于文字中有许多高高低低、曲曲折折，最终脱离不了这个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中点到名字的，多是好的，多是修道的榜样和典型。比如颜回、子路，这是摆好了架子要修道的。比如舜、文王、周公、孔子，这些是自然而然修道的。至于不点名字的，比如文中提及的所谓小人、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甚至庶民，说到底都是不知“修道”的。
有了这样的整体认知，基本上算是揣着地图和指南针进森林，要是再迷路，只能说是愚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