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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关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维尔继承下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相协调的。托克维尔还认为，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对公众的判断怀有无限的信任，并将其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南，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而且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不过与贵族社会相比，存在诸多缺点的民主社会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因为它将会使大多数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当时，美国制度才刚刚创立不久，可是托克维尔却洞察了美国民主的优缺点，不得不令人佩服。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依靠从政推行民主无望时，托克维尔决定退出政坛，专门从事写作，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著作。托克维尔虽然身离政坛，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关心着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在教授哲学。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看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革命所毁坏的一切会在革命之后恢复，是不过形式变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权制来说吧，它早在旧制度中就已经存在了，并这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无关系。当时，政府官员作为特权者，喜欢对着人民高声议论那些残酷制度和不公正行为，并揭发政府的种种罪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民的苦难，试图以此来缓解民众内心的苦痛，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地位。对财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维尔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民众发财的欲望时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可同时又将它扑灭了，这么一来，一场浩劫怎能避免？”这一政治理论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如此组成和如此运转的政府部门，最缺乏的东西其实是政治生活，这一点在七月王朝末期尤为突出。在宪法的规定之内，不仅不会出现政治生活，而且也不会让政治生活得到延续。原来的贵族阶层已经被推翻了，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而人民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执政的阶级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切意志都必须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然不会让其他政党参与其中。

这么一大群出色的政治家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彼此抱怨。危险的是，人民已经厌烦他们的观点了。人民已经对议会斗争中的口才比赛习以为常了，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探讨国事。他们默默地暗中观察，不同的政治团体——多数派、左翼组织和王朝反对派——就好像同一家族的后代争夺遗产那样互相欺骗，整天内讧。偶尔曝光的一些政治腐败丑闻，让人民觉得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进而认为整个统治阶级都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了。

于是，国家被分成了上层圈子和下层圈子两个不平等的部分。上层圈子的人可以参与所有的政治生活，但他们显得没有一丝生机，就像一潭死水，无聊而无为。下层圈子的情况恰恰相反，出现了一些政治生活的迹象，尽管十分微弱，但细心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

如果深究大部分保守派成员维护内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同样，如果深究大部分反对派成员攻击内阁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获得地位和利益。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真实情况是：在法国，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已经成为了公民社会民主中的一大弊病，是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政府公权过分集中造成的一大弊病，也可以说是已经吞噬了旧政权和即将吞噬新政权的暗藏的一大弊病 。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弊病归结为某个党派的特有病症，是不全面的。

历届法国政府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政权的支撑点安放在某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上。事实上，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做才可能获得成功，这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愿意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在法国，如果政府遭到大部分民众的反对，那么，将它推到这种困境的那个阶级，就会反过头来和人民一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乐于放弃特权，也绝不捍卫特权。曾经以团结著称的旧贵族阶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要知道，相比于现在的中产阶级，旧贵族阶层要更高明许多。在最后关头，他们带头指责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怒斥自身的弊端。这种行为使普通民众拍手叫好。据此，我认为，综合多种因素，今后如果要维护政府，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政府要遵照全体人民的意志管理社会。我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建议，国家也一定会平稳安定。

七月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与其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斗争，倒不如说是胜利者的打击让它倒台了。失败者惊讶于自己的失败，而胜利者同样惊讶于自己的胜利。在二月革命之后，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基佐、莫莱和梯也尔这些人，都认为应该将二月革命当作突发事件和偶然事件看待，至于反对派的胜利，也只是侥幸得手的袭击而已。一直以来，我都是像莫里哀的《愤世嫉俗》中主人公说的“如此说来，你们也有你们的借口”那样思考他们的看法，这三个人都是路易 · 菲利普国王当政时期的重要大臣，都管理过国家事务，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管理国家时就造成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灾难的事实。

引发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派别本来只想改革选举制度，结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乱；起初，对待这场叛乱的态度是极端地镇压，后来又放弃；旧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乱了政权的秩序，在慌乱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制政权，也不能改革政权；由于新大臣的失策，他们不能恢复曾经企图推翻的东西；军队的犹豫不决；王室不仅丧失了民心，而且还变得萎靡不振；路易 · 菲利普国王令人惊讶的软弱和昏聩在被大量事实证明之后，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这种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并不多。

我之前说过的二月革命哲学，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后来，社会主义引起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激情，激发了人们的嫉妒心，并最终导致了阶级大战。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群众的激情也许并没有如人们担心的那样有何反常，但到了第二天，群众的思想还是出现了令人意外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