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末到六十末，我在秦家弄2号住，我读完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当然初中实足上了一年，还有二年在文革的停课闹革命中渡过，玩了二年。在六八年十月曾经复课，也没什么正经的课上。

五九年，在大跃进的呐喊声中，我上小学了。

秦家弄属白水荡居委管辖，但我却上了崇安寺小学。而且同院的小锦和阿三却上了白水荡小学。是不是当时上小学可以在二所小学中选？那爸妈为什么给我选的不是白水荡小学，已经不得而知了。

九月一号，我上学去了。妈给我准备了一只旧书包。书包里铁皮的文具盒，有两支铅笔和尺子、橡皮。好像有削铅笔的小刀（忘了）以及前两天去学校报到时发的语文书、算术书。其他就没有了。

从我家出来，沿着中山路，走过公花园，在李同丰药店右拐到公园弄向前五十米就到了学校的大门口了。学校的大门是木头的，像是庙门，很沉重。大门旁挂着崇安寺小学的校牌，后来才知道这校牌是校友陆定一书写的。陆定一是无锡走出去的革命家，后任过国家副总理。可当时年少无知，才不懂这些，认准校牌走进去便是了。

进门便是五六米宽的通道。铺着带鲜苔的青砖。通道一边是高墙，另一边是长长的平房，有好几间教室，是一二年级上课的地方。再进去，也是青砖铺就的一片空地。靠北有一座三层的教育楼，楼房隔着公花园的九老阁。坐在教室靠北的座位上，可以看见在九老阁来来往往的行人或游客。

空地是学生们课间来玩耍的地方。教育楼隔着空地的南边学校的大礼堂。

大礼堂原来是崇安寺皇亭后的大悲殿，解放后改为学校的大礼堂。已经没有菩萨，是一片砖铺的礼堂。顶头是高起的舞台。史载楼上是藏经阁，但我从来就没上过。只见礼堂上是高高的屋顶。是不是拆了？

礼堂的正南有一用石块砌的池塘。史记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洗砚池。王曾任秘书郎，在在白水荡建有右军府，其在此习书写字。现存有涤砚池及古石碑。而在我的记忆中，池塘中的石块上全是鲜苔和小草。池中的水中漂着莲花。

洗视池的西边，古代可能是书房，后来改成了教师办公室。

当然，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些的，到四年级练毛笔字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这些。

在我刚上学时每年的一到四年级的开学典礼都在大礼堂举行，五六年级则在内内人民路的分部举行。另外六一儿童节文艺表演也是在此举行。

在三层教室空地向西往下走几层台阶，便是一片铺着水泥的操场，顶头又是教师办公室。

我在进门旁的平房教室内读完了一二年级，在三层教室读完了三四年级，当时叫初级小学。

在一二年级时，我的同座的女生长得还算行，大大的眼睛闪着善良的光来，长睫毛。两条辫头子黑而粗。唯一的就是脖上有条疤痕，可能是烫伤的吧。

每当女生挡住我的视线，我总是把她的辫子往下拽一次。而她只是头一扭，也不还手。

我俩的课桌上已有上年级的同学用小刀划过的“三八线”，我就用粉笔再划一次。但她从未越线“侵犯我方阵地”。

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她看我的眼光，总有一种诚恐诚惶在闪烁。

好象到三年级就分班了，从此我就没见过她。也许是没有关注的原故吧！

在初级小学阶段，我的功课很一般，语文算术课平时成绩在七八十分间徘徊。期末考试也是如此。现在总结一下，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那段时期，身子较弱，动不动就生病感冒，还有支气管炎，常上医院。

我小时候就多病，动不动就上医院。我妈说：当时我家住在学前街西头原薛福成故居时，有一天半夜，摸摸我，突然发现我没气了。急忙抱我去医院抢救。

后上小学了，一院，映山河儿童医院，我是常客。

二是可能是吃的药和打的针多。记忆力不好，上课老分神。

我在上三年级时靠着公花园一面坐，隔着窗外就是九老阁，外面的人来来来往往。大爷大妈练功、幼童奔跑、树上的鸟巢后幼鸟。我都会看得出神。常为此被老师呵斥。

四年级有一次老师家访，说我上课时，嘴里总在嚼线头。我妈将我训了一顿。

这只是老师看见的，其实我什么都嚼。鱼骨头，肉骨头、鸡骨头。

因为当时是困难期，荤菜吃的少，每次吃完后都含一小块慢慢嚼，细细品味，以解馋。

在三四年级，我算术中等，语文稍好。写字和珠算最差，珠算大考不及格。

放暑假了，在学校补课。

那天我来了亲戚，好像是石家庄的舅舅来了，全家人去惠山玩，中午在山口的饭店吃饭。我却在学校补考珠算。

完了我小跑步往惠山跑，大概有五里路才到饭店，大伙儿已经吃完，我将剩饭残羮一光而扫。

（末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