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观》（作者丘成桐）这本书是各位友人帮助我集赞得到的，必须好好写篇读书笔记，谢恩。
无巧不成书，在读《我的教育观》之前，我刚刚读完《山居杂忆》（作者高诵芬）。
用上帝视角把两本书放在一起看，有点意思。
《我的教育观》不是一本自传，而是丘成桐先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的演讲稿，汇集成书，其中关于教育的部分大多是讲述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山居杂忆》也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是作者高诵芬，以回忆录形式记载，后经过她的儿子修改编辑后，成书出版，又再版。
咱们先说丘成桐。丘成桐出身于民国一位普通公务员之家。
四九年国军战败，他们一家随父亲，从广东到香港，本来也以为是短期避难，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短期变成了长期。
丘成桐的人生就是以这段“逃难”为起点拉开了序幕。
由于经济拮据，丘成桐一家被迫反复搬家，只能选择住在离香港市区比较远的郊区，廉价的，或是有人资助的房子里。
但在郊区却能更亲近大自然的生活，捉虫子、爬山、河里洗澡、徒步上学等等这些经历，反而成了最自然的素质教育。童年艰苦的生活也为丘成桐后来能够攻克艰苦的数学课题打下了底色。
丘成桐的父亲是一位学者，毕业于厦门大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父亲的教育对童年时代的丘成桐影响极大。
在那个年代的香港，传统文化还没有退出基础教育领域，外来文化又已经进来，这样的文化土壤，也正是“大师”辈出的时机。
原文：从小学开始，父亲让我读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汉书》《史记》，还有西方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还有所谓的课外书《说岳全传》《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鲁迅》，还有《答苏武书》《滕王阁序》《吊古战场文》《离骚》《报任安书》《西门豹治邺》。。。还有唐诗宋词，当时，金庸先生开始办《明报》，武侠小说的连载就只能在洗手间里偷偷看。
很难想象啊，这么多文史哲的深度读物是一个数学家应该读的么？难怪丘成桐的每一篇演讲稿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他的演讲不仅讲数学，还讲文学、哲学，和美学。
但不幸的是，丘成桐的父亲英年早逝，给这个本来就艰难度日的家庭又雪上加霜，一家人连吃饭都成问题。
原文：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吃完早饭甚至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吃的。妈妈有时去教会或救济机构拿到面条和面粉，才能让我们饱餐一顿。
对我来说，读书不成，便无退路。父亲在我14岁时去世，家中经济遁入困境，幸得母亲苦心操持，先父旧交施以援手，我们才幸免沦落。
我遇到挫折时，父亲生前的教导变得更真实了。
我喜欢念梁启超翻译的拜伦的诗：“在那波斯的古墓前，我凭栏远眺。。。难道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
丘成桐的家境虽物质穷困，不能给予他丰衣足食的童年生活，但父亲在世时，大量的文史哲书籍投喂，使丘成桐拥有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
原文：我考完美国的GRE，数学得了满分，但我不觉自满，因为那实在太容易了。
1969年，丘成桐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
20岁的丘成桐带着不到100美元，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成为陈省身先生的学生，1971年继续读博。自此，丘成桐也彻底走出人生低谷，在世界数学舞台上一路高歌，展示他超强的数学天赋和努力。
丘成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爱因斯坦的正质量猜想、镜对称猜想、佛兰克尔猜想、沃尔夫猜想、赛凡利猜想，和哈纳克不等式
丘成桐获得加州年度科学家、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奖、美国科学院卡蒂奖章、美国数学维布伦奖、麦克阿瑟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全美亚裔工程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邵逸夫数学奖、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
丘成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数学系首席教授、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哈佛大学物理系荣休教授、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印度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丘成桐的一生，始于颠沛流离，在极端贫困中长大，但最终靠知识改变命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在数学、物理、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再来说说《山居杂忆》的作者，高诵芬。她的故事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高诵芬出生在民国初期，杭州的一个名门望族。她的家也被称为“高半城”，意思是差不多半个杭州城都是她家的。
高家的仆人很多，分干粗活的和干细活的，每个女主人有三个贴身女仆。像擦窗掸尘这样的活都是男仆干。
原文：叶妈是我曾祖母高老太太的贴身女仆，对她的要求简直有点苛求。比如，高老太太的上身衣服和下身衣服要分开洗，分开两根竹竿晾晒。高老太太的肚兜也是由上下两截缝制而成，腰以上为上身，腰以下为下身；床单、被褥，也都分上下两段，洗时由叶妈拆开，洗净后再由叶妈缝起来。
书中还讲述了她家举行扶乩、放生、过年等等很多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日常家庭生活”。
原文：现在（1995年）我在澳洲回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已是恍同隔世了。有些风俗习惯是只有在《红楼梦》般的封建大家庭中生活过的人才能知道。
尤其是“结婚”的章节着实令人大开眼界。高诵芬十四岁时，由父亲做主与徐家大少爷订婚，十八岁时结婚。中间这四年高家一直在准备嫁妆。所有的家具选最好的红木定做，所有的窗帘、床品、衣物、布艺用品，特聘了两位专门的绣娘，绣了四年。
其中最精彩的细节就是：“做桂花糖”。做桂花糖是为婚礼准备喜糖，这桂花糖一做也是四年。
原文：我们准备的六种桂花糖是：黄的桂花糖，红的玫瑰糖，白的代代花糖，绿的薄荷糖，黑的乌梅糖，蓝的靛青花糖：统称“桂花糖”。这六种糖的用料，除了乌梅可以现成从南货店里买来自己再略作加工外，其余五种都必须经过摘选、分理、拌和、研捣、印制、收干等工序，每到春、秋季节，由我们自己出动不少人力进行制作，真是热闹非凡。
采集桂花时须整枝带花剪下，轻轻将花朵从细的青枝上摘下，去蒂去芯放入白瓷盘中。这一工作必须选择女佣中年轻、眼明、手快而又有耐心的来做。白瓷盘中的桂花经过我母亲的检查后，倒入纱布袋中，再浸在酸梅干的水里，倾入沸水浸数小时，直到沸水冷却，用口尝尝酸液的浓度如已足够，就将此水倒入一大口玻璃瓶中，这就是浸桂花的酸梅水，这样桂花的色泽就会永远不变了。与此同时，粗做佣人去买来纯白无杂质的大块冰糖，磨成细粉，要细得跟水磨粉一样。然后把在酸梅水中浸了三小时以上的桂花放入捣臼，春成浆糊状，加入磨细的冰糖粉，拌匀，使它的颜色跟桂花的颜色一样，然后用力舂捣，直到臼内的桂花糖与臼底完全脱离，毫无黏滞之感为止。
我家藏有历代传下来的硬木印板，每块约一市尺长一寸宽半寸高，上下两块可以合起来，成为一副。每块印板的图案都不同，双喜、双鱼、双钱、元宝、福字、方胜等。把捣好的桂花糖泥放入下面有花纹的印板，把上面的一块印板合上，用手按平，再轻轻揭开上面的那块，就可以取下制成的桂花糖了。制成的桂花糖都盛在朱红漆的捧盒里。放糖前，盒里先要铺一层小粒的石灰，起收燥、吸潮的作用。在石灰上还要盖一张矾纸，然后才把桂花糖一粒粒均匀地放在矾纸上，直到糖变干、变硬、入口不化、可在嘴里含很多时候才算符合要求。这时，可以把桂花糖用白绵纸包好，三十粒一包，放入石灰箱了。
等到六种糖都制成，就将它们分装在六只很大的石灰箱里。每个铁箱外边都用红纸写上一个字：桂、玫、代、龍、乌、薄，各代表一个品种。等结婚大喜之日的前一个月，就要开始正式包装桂花糖了。正式包装桂花糖是制作桂花糖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从六只石灰箱中各取一粒不同的桂花糖，分成两行，用正方形的绵白纸包起来，外加红或绿的色纸，包成长方形的一个糖包，必须包得大小完全一样。再把四个糖包用红绿纸条绾起来，作为一札。包成每五十札，按照中国传统的计数法写个正字。最后，一共写了八十个正字，也就是包了一万六千包，共计九万六千粒桂花糖！
我在看这本书时，总是不由自主想到《红楼梦》，各种纷繁复杂的吃穿用，令人头晕目眩的制作过程。后来发现不只是我，大多数读者也一样，也就不奇怪这本书被称作半部《红楼梦》了。
这些都只是物质上的豪，如果仅仅如此，她的家族不会延续几百年的兴旺，作为真正的豪门，精神层面的豪，才是真的豪。
高诵芬自称没有上过学，因为她的课堂就在自家书馆。坐馆先生都是学富五车的名师。高诵芬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也包括梁启超等发表的新文章，打下了坚实的文学、美学基础。
原文：我十岁时，家里换了第三位私塾老师，姓黄，名静山，前清秀才，是我父亲的舅舅即清朝戴文节公戴熙之孙介绍来的。学馆三开间大厅旁边，有一间厢房是黄先生的房间，我们专门请了一个女仆服侍黄老师，为他洗衣、倒茶、打扫，送餐，送点心，当然老师除去工资，免费享用膳宿，外加茶、烟供应。
高诵芬作为豪门大小姐，她不仅要读书，另外家规也很严。
家规：小孩子长到十岁，长辈就不再给压岁钱了。存的钱要到成年时才可用于购买田地、房产，算自己的私蓄。
（十岁小孩的压岁钱能买房产）
家规：小孩不准穿绸衣，终年只能穿布衣，而且常常是大人穿旧的衣服改一改给小孩穿。
（杭州最大的丝绸会馆就是她家的）
家规：立秋这天起，就不得再吃西瓜，不许再睡凉席，晚上也不能再到天井乘凉。
在民国初年，如果高家预知未来会遇到战乱和政治风波，我相信他们这样做是有意为之，为克服困难做储备。
但事实上，没有人能预知未来，高诵芬的家规自古代做官一直延续。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思想境界，才是真正的富贵，真正的富养。
高诵芬的故事也是一本活的历史书，她经历了几次改朝换代，辛亥革命、军阀、汪伪、二战、内战、建国、文革、改革开放、定居海外。前半生的荣华富贵更加衬托出后半生的遭遇和磨难。
文革中，高诵芬被“抄家”，从现金粮票、金银珠宝、古董书画，到吃穿用的所有物品，几乎一件不留。仅仅是她在上海为了躲避战乱买的三层洋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连续抄了几个月。
杭州老家的祖宅当然也未能幸免，“高半城”的土地没了，房子没了，他们失去了一切，古董、书籍、照片……直至生命，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连植物都不放过。红卫兵怀疑她家的荷花池下面藏金银财宝，摧毁了荷花，使这种珍贵白底红边的荷花绝了种。
我感觉，这一池荷花仿佛就是高家身份地位和精神品格的象征。红卫兵拔掉荷花根的同时也拔掉了高家文脉的根。
抄完家就要被“扫地出门”了，高诵芬全家住进红卫兵安排的胡同里一间十六平米朝北的小屋。以前衣服床单都要上下分开洗，现在床上爬满了臭虫；以前嫁妆准备四年，现在省吃俭用全家每个月几十元的生活费。高诵芬和他的丈夫还要每天被“批斗”，被当众羞辱。
原文：
棚户区的孩子们幸灾乐祸地成天爬在离我们两三米远的篱笆上看我们，并高声叫喊：“大臭虫！”这是红卫兵写在我衬衣背后的字，我必须每天穿着扫马路。他们还用石子、泥巴扔我们的窗户，我们只好整天把窗关上。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十六年，1979-1982年间，政府归还了我们财产、房产。一位老邻居对我说：你们真是“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文革后，还有一些老邻居，看到我们搬回老屋，也热情跟我打招呼，劝我要想开点。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
1994年，高诵芬和丈夫随家人定居澳洲，过了十年田园生活。1995-2000年间创作并出版了这本30万字的回忆录。2005年去世。
高诵芬的一生始于大富大贵，却一直与战乱、时代变迁、政治风波相伴，经历大风大浪后归于平静。
也许只有真正的富养，才能在散尽万贯家财后，仍能有这样的清醒和稳定的精神内核进行文学创作，给后人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丘成桐的童年尝尽苦难，成年后功成名就；高诵芬童年家境优渥，后来历经磨难。他们的人生之路节奏刚好相反，但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却高度一致：低谷中乐观向上，巅峰时宠辱不惊。
这两个家庭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看来金钱也不是教育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文化比没有财富更糟糕。（文化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知识点）
丘成桐忍饥挨饿地读最喜爱的《红楼梦》，对于他来说那完全是想象中的生活。而高诵芬生在“高半城”首富之家，她的生活就是《红楼梦》现实版。
但他们受到的教育却高度相似。两个家庭无论在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都不遗余力地让孩子积累精神财富，使孩子有丰富的思想和丰盈的心内。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是一时的，但在逆境中保持积极乐观的能力是一世的。
精神世界的富养，让穷苦的丘成桐不自卑，在逆境中站起来；让物质充盈的高诵芬不自负，在家道中落时没有倒下去。
虽然在物质层面他们的生活云泥之别，但读书使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站在同一层面。
在当今的社会情形下，相比较而言，丘成桐的传记更符合中国传统励志故事，在苦难中，不放弃，通过刻苦读书，改变命运。
高诵芬的传记，对于物质条件较好的家庭更会有启发。尤其是大城市里，教育费用一年几十万不在少数，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抑郁或其他的心理问题，孩子跳楼轻生的新闻报道多到已经令人麻木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家长老师觉得孩子现在有吃有喝，不愁住不愁穿，这么幸福还不好好学习，还出精神或心理问题就是矫情。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丘成桐式的励志模式，认为只有苦难才是唯一需要克服的困难，其实，物质过剩的生活也一样是需要克服的困难。
苦难的反义词并不是幸福，而是不苦难而已。
高诵芬的家庭教育观正是做到了，完全没有苦难的环境下，通过引导、家规、榜样来教育孩子，刻意摒弃物欲，在不需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前提下，仍然在精神层面有极高的追求。
丘成桐和高诵芬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另一共同点就是没有太多的愚昧和劣根。虽然他们生活在50-100年前，但由于长辈开明、理性、平和，从而减少了很多精神内耗。
反观百年后的今天，家庭教育中，仍存在长辈溺爱、控制或孩子的愚忠愚孝，这些教育后果就会造成“事实偏离”，家庭教育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内耗在纠偏上，总是在“recalculating”，那自然是没有“天清地宁”的家庭养育️的孩子成长的好。
《我的教育观》和《山居杂忆》两本书都不错。他们真实的人生故事有点莎翁笔下作品那意思，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从他们的人生故事中，也可以感悟到，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所谓父母的托举，什么是影响孩子一生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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