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零三【701】2024-2-28
第四编 家事
古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近代有一个家族至少五世之中人才辈出，其良好家风绵延之久，为中国文化史所少见。这个家族便是曾氏家族。毫无疑问，曾氏本人为曾氏家风的创立贡献最大。曾氏的齐家理念，在他传世的一千多封家书中有较为完备的体现，他的日记也常有家事的琐碎记载。这些记载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公众视野之外的曾氏。
同治六年（1867）三月，曾氏次子纪鸿（1848—1881，时年虚五岁）出天花，从十四日出现症状到四月初十日平安度险，二十六天里，曾氏每天的日记都要提到这个儿子。他详细记载儿子的病状、服药、吃东西的情况，在儿子病情沉重之时，他“因心绪佛乱，谢绝诸客”，一个数十年来的工作狂，甚至变成“竟日未甚治事”的怠工者。儿子病号之后，他亲自设宴感激两位医生。而这之前，曾氏生活中另外一个与他有着极为亲密关系的人因病去世，令人诧异 的是，从日记中看来，他的反应却甚是不合情理。这个人便是陈氏妾。
咸丰十一年十月。五十一岁的曾氏在安庆两江总督衙门迎娶比他小二十九岁的陈氏妾。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陈氏妾病逝。次女跟曾氏生活了十九个月。这段时期，欧阳夫人与子女均在湖南老家，曾氏的日常生活皆由陈氏妾照料。按常态，曾氏对陈氏妾应有感情。但日记的记录，却不是这回事。陈氏妾病危时，其母痛哭，曾氏未哭。陈氏妾去世后，其遗体料理，均是她的母亲与兄嫂为之，曾氏未参与。从陈氏妾死的那天到出殡的三天里，曾氏照往常一样地办公、写信、读书、下棋。
是曾氏很厌恶陈氏妾吗？他的日记说，陈氏妾“谨守规矩，不苟言笑”，看来又不是这样。那么，如此的不合常情常理，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细节。它似乎不是一个“感情”二字可以概况得了的。笔者（唐浩明先生）曾经为此在小说《曾国藩》中演绎了一番情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
原文
早起，写郭、胡、砚珊小条三行，饭后写完。走岱云处议事。岱云拟欲送家眷南旋，昨日邀余走伊家商量，余谓此事非他人所能参谋。岱云意犹豫不决，留我吃饭。饭后，余少青在岱云处长谈，又同走郑小山前辈处。因小山夫人言将来我家，故去走邀。
夜归，与九弟言读书事。九弟悔从前读得不好，若再不认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
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十四日
教九弟读书
道光二十年腊月下旬，曾氏夫人欧阳氏携刚满周岁的儿子纪泽来到北京，同来京师的还有曾氏父亲麟书及九弟国荃。一家人住进刚裱好的棉花六条胡同。进京近一年的曾氏，算是在京城安了家。曾氏父亲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中旬离京回湘，老九则留了下来。
老九比大哥小十三岁，此时才十八岁，留在北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在大哥的指点下把书读好，多认识些层次高的人，在京师多见点世面。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中，我们常看到曾氏“为九弟点生书”、“为九弟点书”的记载。看起来是兄在尽职教、弟在认真读，一派兄友弟恭的和睦气象。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兹抄录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曾氏写给父母信中的一段话：“九弟体好如常，但不读书。前八月下旬迫切思归，男再四劝慰，询其何故。九弟终不明言，惟不读书，不肯在上房共饭。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妇独在上房饭。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妇何易如常，但不解其思归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我若不听，弟当写信禀告堂上。今欲一人独归，浪用途费，错过光阴，道路艰险，尔又年少无知，祖父母、父母闻之，必且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我又怎能放心？是万万不可也等语。又写书一封，详言不可归之故，共二千余字。又作诗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知读书。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庆寿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肃衣冠，为男祝贺。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和好无猜。”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来，老九在北京时不好读书，执意要回家，竟然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愿意和嫂子、侄儿在一起吃饭。不想读书、想家。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都好理解：长达一个月里不与嫂子同桌吃饭，这里透露的是另一番信息，即小叔子对嫂子有意见。小叔子长住哥哥家，叔嫂之间本不易相处。老九是个性格倔强的人，欧阳氏要与这种性格的小叔子相处得好，的确很难。曾氏“与九弟言读书事”的日记，就写在这样的背景下。
买对着已有悔意的弟弟，做哥哥的决心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宁愿抛弃自己的工夫，也要好好教弟弟读书。但老九仍未在京师长期待下去。第二年七月，终于离开北京城回家。三年后，大哥还专门做了四首七律送给九弟，称赞老九“屈指老沅真白眉”，又回忆弟弟当年在京的学习生活：“违离予季今三载，辛苦学诗绝可怜。王粲辞家遘多患，陆云入洛正华年。”不管怎样，一年半的京城生活，对正处在人生观形成之重要时期的未来吉字营统帅来说，一定是一段难忘而有益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