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可以学习到儒家的大道，了解到中国古早的文化，全部都得益于中国自古就有每个朝代都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录下来的传统。而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一路传承下来的儒家文化，也都是因为《论语》、《孟子》、《传习录》。但其实，孔子，孟子和王阳明并不赞成自己的弟子把自己的言语，行为记录下来。
明明把这些先贤们的言语行为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事，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为什么这些先贤并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一本书上，记录着我们应该如何做事，如何对人，那我们就很容易认为这本书是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儒家的大道就像一个个教条，是束缚我们的枷锁。可是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儒家。对于儒家来讲，仅仅做到那些事情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的仁心自然而然的外推，从而去做那些事情。
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性习惯，这样的可能性被埋藏了起来。如果想要发掘出这样的可能性，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教育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因材施教。就比如一个人，他每天都在思考，而终日不肯行动一步，那么，他就需要一个人来教导他如何行动，如何把自己所意识到的这些东西活出来，如何将自己的“假知”变为“真知”。而如果有一个人每天总是不加思索的就去行动，在自己行动后又不加省察，而这时，就需要一位老师去教导他要“三思而后行”。我们又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审查。而是依据每个人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教导方式。让这个人打开他的心，让他的心灵亮起来，并且活出来。儒家是生活中的科学，是要落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和这个人以前的习性习惯都有密切的联系。就像治病一样，如果只是写一个药方，对所有病人并不诊断他的疾病，就直接让这个病人去按这个固定的药方治病，那不就“鲜不杀人矣”吗？所以在学习儒家的义理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拘执一方”。
然而，徐爱却认为，有必要把先生的教诲记录下来。因为，有一些地址他们出去当官之后，没有办法亲自在先生跟前，先生也没有办法现场的去教导他们。他们在生活中，就很容易又被自己先前的习性习惯和私心私欲影响。他们的那个仁心有可能又会被灰尘掩盖了，就会失去生命的方向，去“逐物”。这时把先生的教导记录下来，让他们随时带在身边，就很有必要了。
也许从表面上来看，徐爱的观点和阳明先生的观点是冲突的。但如果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两种观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中都有着各自的道理，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子，都是为了维护儒家的大道。徐爱希望他可以把儒家大道传给更多的人，而阳明先生希望别人不要因为他的言语而误解了儒家的大道。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种观念整合为一种观点。记录阳明先生的言语，肯定是重要的，倘若没有人记录阳明先生的言语，我们就无法聆听到中国古代这样高深的哲学。而阳明先生的担忧也是很重要的，很容易就把它当成规范行为的一个教条。当我们在学习儒家的大道的时候，不能只关注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要学习儒家的整个理论体系，将我们的仁心“扩而充之”，仁心外推。我们要一直修炼自己，朝着书上给我们的方向，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