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奂、谢弼等人接连上书皇帝，抨击宦官奸邪乱国，举荐李膺、王畅等党人升官重用，让阉党非常恼火，他们觉得有必要发起新一轮更大规模更严酷的党锢。
建宁二年（169年）10月的一天，山阳高平人朱并一封奏章呈报到汉灵帝手里。奏章一开头就写“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下面就是把这二十四人的名字一一写出，其中最有名就是后来的荆州牧刘表，这二十四人也分了个“八俊”，“八顾”，“八及”，奏章一开头的俭，指的张俭，张俭就是这24人里的首领，而他们还唯恐人不知的刻了块石碑立在城郊外。
相比第一次党锢，这次是有了确凿的罪证，还是自己把刀给人家递上的，结党就算了，竟然还公然刻石立碑。
按孔子的主张“君子不党”，所以皇帝、宦官打击官员结党那是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孔圣人都反对官员结党，你们士大夫口口声声说是孔门弟子，竟然违圣人之育，朋比为党，朕，今天就替孔圣人教训教训你们这群儒门败类。
史书记载，14岁的汉灵帝带着困惑询问大宦官曹节什么叫钩党，钩党就是互相牵连结党的意思。
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汉灵帝问，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诛杀？
曹节说，他们互相推举，结成朋党，准备有不轨行动
汉灵帝问，不轨行动，是什么意思？
曹节说，就是打算推翻朝廷。
推翻朝廷这还得了，哪个皇帝能忍？汉灵帝下令在全国逮捕党人，拉开了第二次党锢。
汉灵帝和曹节上面的这段对话，是被史书给简化掉了，问的答的都没头没脑的，只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汉灵帝和曹节问对的具体详情。
曹节联合有关部门将张俭、刘表等24人的案子与前司空虞放、李膺、翟超、范滂等党人牵连在一起，一起逮捕收拾，原本只是张俭24人的案子被扩大化了。
逮捕党人的诏令一下，各地宦官党羽、官吏纷纷积极行动起来，监狱里很快塞满了党人，这其中也有党人自己的贡献，《后汉书.夏馥传》记载“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遍天下”，就是收留庇护张俭等党人的家庭被东汉王朝拘捕拷问，被拘捕的人在严刑逼供下牵连供出的人遍及天下。
以这次党锢的祸首张俭为例，《后汉书.张俭传》记载，因收留张俭而被灭门的有十数家，“郡县为之残破”。张俭靠着一路带血，顺利实现了胜利大逃亡，翻越长城，逃往塞外草原，许多人的死终于让张俭活了下来，后来“党锢”解除，张俭又回朝做官了。
张俭等人的做法，害的很多人家破人亡，当时就有人不齿地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
说这话的是名列“八顾”之一的夏馥，夏馥也是在朝廷的通缉名单上，他选择了自毁容貌，隐名换姓做了别人家的奴仆。
为什么当时很多家庭会冒着被灭门的风险也要收留庇护张俭等通缉犯，偶尔出几个“义士”冒天大的风险，也要收留张俭等朝廷钦犯不难理解。可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冒全家被杀的风险收留张俭等人？
是因为东汉时代的人思想觉悟特别高，认为皇帝昏庸，宦官祸国殃民，张俭等名士党人仗义敢为，和昏君奸佞作坚决的斗争，所以不惜冒着天大的风险也要收留这些“通缉犯”？
当然不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当时的人之所以冒着风险收留张俭等人是恐惧。他们恐惧的对象并不是朝廷，不是皇帝，不是宦官，而正是他们冒着天大的风险也要收留、庇护的党人、名士，这群朝廷的通缉犯。
很奇怪是不？还记得我之前说过，南阳太守成瑨和南阳功曹岑晊不顾朝廷大赦，把与宦官交好横行不法的南阳豪强张汎杀了，甚至还连带着杀了张汎的宗族、宾客二百多人。
当一个老百姓面对张俭这类名士上门投宿的时候，你说他到底怎么办？收留吧，一旦日后被泄露出去，朝廷、宦官会灭了自家满门。不收留吧，在士大夫的眼中有没有亲近宦官的嫌疑，可就没人知道了。一旦被士大夫们，归类成亲近宦官的“奸邪小人”，呵，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还给你扣上一个阉党的帽子，让你和家人死了也要蒙羞。张泛的宗族、宾客二百多人就是这样被成瑨，岑晊弄死的。
夏侯惇，知道吧，曹操麾下的第一大将，夏侯惇十四岁的时候，因为有人言语侮辱他的老师，夏侯惇就把侮辱他老师的那个人给杀了，夏侯惇好好的，啥事也没有。杀人偿命，呵，不存在的。
要知道皇帝、宦官也只是针对士大夫中的激进派党人出手，党人后面盘根错节的士大夫关系网还在呢，面对这些关系网盘根错节的党人找上门寻求庇佑的时候，同为士大夫阵营的人一般也是不敢自毁名声，反而会参与到党人的庇佑行动，因为一个士大夫一旦做了不讲江湖义气的事，以后江湖同道可就拉黑你，孤立你，不会再带你一起愉快的玩耍。《后汉书.贾彪传》记载，南阳人岑晊被朝廷通缉，岑晊的亲友团成员，只有太学生学运领袖贾彪拒不收留他，这引来其他士大夫对贾彪的责难。
有身份，有地位的士大夫都这么为难。普通百姓呢？只会更难。收留吧，一旦此事在日后被泄露出去了，朝廷会灭了你家满门；不收留吧，这个老百姓当然可以对外宣称这是不想惹事，自己并不是亲近宦官，但这种名士来投居然敢不收留的人，在某个士人眼中会不会有亲近宦官的嫌疑，可就没人知道了。一旦一个人被士大夫们归类为亲近宦官的“奸邪小人”，张汎一家的前车之鉴可就摆在那里，对老百姓来说，真是两难的选择！
不过，有的人和党人扯不上关系，或是与他人有私仇的被仇人陷害，或是有地方官吏为了迎合宦官，多做“政绩”，被诬陷为党人，甚至有人只是在路上与人瞪了一眼也被指控为党人。
不过在这轮党锢之祸中也有陈寔等极少数党人被太监保全的，陈寔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谁？不过，梁上君子这个成语我相信小孩子都听说过，梁上君子这个成语就是出自陈实之口，陈寔是汉魏两朝名门颍川陈氏的开创者，奠基人。
大宦官张让与陈寔都是颍川郡人，陈寔是当时的名士，张让的父亲去世，当世名士中就只有陈寔前去吊唁，所以在这轮党锢之祸中，张让把陈寔保了下来，不只如此，陈寔还拖张让的关系救了不少被捕的党人，不过张让这“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士大夫阵营后来把张让逼得跳河自杀。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等百余人被处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是谓“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可比汉桓帝时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惨烈得多，官僚士大夫势力遭到重创，而宦官势力达到空前极盛，宦官自此成为东汉王朝某种意义的执政党，士大夫只能作为参政党，充当参政辅政的存在，这套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黄巾之乱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