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母亲终是离我而去！站在母亲的坟头，我不禁想起了迁移户口的往事。
那是2004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件在当年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我把城镇户口迁回了村里。
那年我身份证丢了，特意回家补办，因为我的户口还在县档案局，没办法及时落户。所以我直接做了个决定，把户口迁回了老家，这样补办起来就容易多了！
派出所的户籍警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戴着窄框眼镜，说话做事都是公事公办的节奏。我把户口迁移证、身份证和村委会证明从档案袋里掏出来，一样一样摆在柜台上。她拿起来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想好了？迁出去不容易，迁回来可就迁不出去了。”我说想好了。她没再说什么，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打印机吱吱地吐出一张新的户籍页。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户主，父亲的名字；家庭成员，我的名字。和二十一年前一模一样。1998年，这张户口迁出去的时候，意味着跳出农门，意味着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意味着“国家的人”四个字的重量。那年夏天，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几乎同时送到家里。母亲不识字，但她知道那张盖着红章的纸很重要，她把迁移证和通知书一起压在堂屋的镜子下面，逢人就拿出来给人看。几年以后，时代变了。大学不包分配了，铁饭碗打翻了，城镇户口失去了它曾经承载的所有光环和特权。那张盖着红章的户口页，和一张过期的粮票没什么两样。
骑车回村的路上，我忽然发现，这条路已经不是记忆里的样子了。那条走了二十多年的砂石路不知道什么时候铺成了平整宽敞的柏油路，车轮碾上去只有轮胎和路面摩擦的沙沙声。那个摔过的拐弯还在，但碎石子早就不见了，路面上颜色深浅的印记也淡了，被车轮和雨水磨得几乎看不出来。路边原来是一片一片的玉米地，现在盖起了一排门面房，卖化肥的、卖五金的、开小吃店的，招牌新旧不一，有几个还是彩喷的。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老槐树还在，比记忆里矮了一些，也可能是我自己长高了。树底下乘凉的老人换了一茬，有几个熟面孔，看见我推着车过来，喊了一声我的小名。我笑着应了，站在树荫下和他们聊了几句。他们说村里这几年变化大，谁家盖了新房，谁家搬去了镇上，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我听着，眼睛却往村子里看。记忆里的草房早就没了。
我们家的草房拆了之后，在原地基上盖了两间瓦房。隔壁原来住着窝棚的那家，后来也盖了瓦房，又过了几年，举家搬去了外地打工，房子空着，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及膝的蒿草几乎把门都堵住了。
记忆中的社场，早已经种上了绿油油的庄稼。那年头社场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打场晒粮、开大会、放电影、唱大戏，全在那片空地上。如今那片地种着麦子，麦苗绿得发亮，风一吹，麦浪一波一波地往远处涌，和当年晒场上翻飞的谷壳一样，都是金黄色和绿色交替的波浪。社场边的杨柳树也变了样，记忆里那些歪歪扭扭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被伐了，换成了白杨树。白杨树长得笔直，一排一排的，像列队的士兵，风过处叶子哗啦啦地响，比柳树的声音脆亮得多。
那个曾经把我淹得半死的小河沟，也被整修过了。河堤用石头砌得整整齐齐，不再是当年那副杂草丛生、淤泥堆积的模样。河水清冽冽的，看得见水底的卵石和偶尔游过的小鱼。河面上有几只鸭子来回游动，不时把头扎进水里，屁股翘得老高，再冒出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根水草。一副久违的却又清新的画面。我蹲在河岸边看了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条河沟曾经差点要了我的命，如今却安静得像一幅画。
母亲坟前的麦苗已经发绿，此时已是初冬，稍有几丝寒意！我忽然觉得，小时候的记忆已渐渐远去。记忆中的河沟、社场、草屋，有的在慢慢变化，有的已经消失。老槐树还在，但比从前矮了。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草房变成了瓦房，瓦房又空了。说书的不来了，卖当的绝迹了，算命先生的小摊早就不见踪影。那些曾经填满童年的事物，一件一件地退场，让位给新的、不熟悉的东西，一切都在变。
而我，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却又重新站到了这片土地上。站在这里，我忽然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触——说不出来的滋味。不是难过，不是欣喜，不是怀旧，也不是遗憾。是所有这些搅在一起，像小时候母亲熬的玉米糊糊，稠稠的，什么味道都有，又什么味道都分不清。如今，疼我的父母都已远去，跳出农门的想法依旧没有实现。
我在坟前站了很久，思绪万千。如今回头看，书里写的那些人——祖父、父亲、母亲、伯母、二哥——都已经不在了。父亲晚年的时候，话比以前更少。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和我记忆中祖父的影子叠在一起。同样的姿势，同样的沉默，同样在鞋底磕烟灰的动作。他从来不问我写什么，只是偶尔从我书房门口经过的时候，会往里头看一眼。那一眼和当年他在田埂上端着饭碗说“不孬”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走后，院子里那把劈柴的斧头还搁在老地方，木柄上的裂痕里嵌着一层干涸的汗渍。母亲晚年的时候，还是不怎么说话。做了饭端到桌上，看着我吃完，自己才动筷子。她一辈子都是这样——把好的留给孩子，把剩下的留给自己。临终前那几天，她躺在床上，忽然说了一句：“你小时候，我在街上卖豆腐，老师把通知书送到我手里。”我说我记得。她没再说什么，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他们的一生就像那片苏北的土地一样，沉默、坚韧、从不抱怨。他们把几个孩子一个个拉扯大，自己却悄悄老去。我有时候想，我这一生走了这么多地方，写了这么多字，可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他们不识字。但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读我。用他们唯一会的方式——在我回家的时候多看几眼，在我不回家的时候多等几天。
如今他们走了。草房拆了，瓦房也旧了，井口盖了水泥板，扁担靠在墙角落满了灰。村口的槐树还在，比记忆里矮了一些。那条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摔过的拐弯早就不见了。古城集的大棚比以前整齐了，但逢集的日子却越来越冷清。说书的、卖当的、算命的早就不来了。只有那片麦地还在。
祖父母的坟，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坟，两座坟并排躺在麦地边上，像他们生前一样沉默而紧密。每年清明回去上坟，总要把坟上的杂草除，再添上几锹新土！
有时候想告诉他们：俺爹、俺奶；俺大，俺妈，我考上大学了，我出去了，我又回来了。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是站着，听风吹过麦地的声音。除了风声和麦浪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的记忆是从祖父的离世开始的。如今父亲和母亲也已经离世。从1981年到如今，四十多年的光阴。从一场离别开始，到更多的离别。
但往后退几步，隔着岁月远远地看，仿佛能看见一个四岁的孩子还蹲在那间草房门口，眼睛望着院子里的泥地，什么也不懂。再过几年他会去摘金针菜，再过几年他会在煤油灯下心跳如鼓，再过几年他会在砂石路的拐弯处摔一跤，再过很多年他会坐上一辆开往远方的长途汽车。他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但他还在走着。
我有时候回到那个已经变了模样的村庄，站在已经完全认不出的老屋地基前面，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房子没了，灶台没了，院子里那棵泡桐树也没了。但闭上眼，还能听见母亲在灶房里舀米汤的声音，还能听见父亲劈柴时斧头落下去的闷响。那些声音不会消失。它们不在空气里了，但在别的地方——在记忆里，在血液里，在每一个我还活着的日子里。
那个四岁时记忆从一场离别开始的孩子，那个曾在煤油灯下心动的少年，那个在空房子里熬过漫长冬天的年轻人，那个在北海的海滩上独自站着的青年，那个在西安城墙下一个人走路的异乡人——他们都是我。他们的脚印还在那条路上，一个坑一个坑地留着。
往前走，父亲，母亲，祖父，还有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都还在我的背后。他们站成一排，在这条路的起点，谁也看不见他们。但风吹过来的时候，能感觉到那目光。我会继续走下去。带着那些记忆，带着那些温暖，带着那些期望。
写这些文字，说不清是不是为了回忆他们。但更清晰的是，我想以那个从苏北小村里走出来的孩子的自述和视角，来回忆他的成长历程。他曾经以为走出去了就不会再回头，可回头才发现，那些留在身后的人和事，早就在骨头里生了根。挖不掉，也不用挖。人这一生有很多次出发，但最终都要找一个地方回来。那个地方不是户口本上印的地址，是埋着你脐带的地方。
祖父母埋在这里，父亲母亲也埋在这里，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埋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根，谁也迁不走。天黑了。村子里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些灯火比三十多年前煤油灯亮了很多。
从草房到瓦房，从砂石路到柏油路，从煤油灯到电灯，很多东西都变了。那些灯火还在，只是更亮了；土地还在，每年都会披上新绿；只是有些人，已经离开却被埋进了土里，再也回不来了！
路灯亮着，照着那条平整宽敞的柏油路。四十多年前，这条路还是砂石路的时候，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上面摔过一跤。如今他和这条路都变了模样，他还要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他不知道这条路还要走多远。但日子还在往前走，一步一步，像心跳一样，不等谁，也不催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