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这地方，平得让人心慌。五月的麦子还没全黄透，青黄夹杂着，一眼望不到头。我拎着个铝锅往村东头走，锅里的棒子面粥还冒着热气。爹蹲在门槛上卷烟，头也不抬地说：“农科所来了个技术员，你去送个饭。城里来的文化人，别吓着人家。”
我应了声，心里却嘀咕：城里人就这么娇气？
农机库房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灰尘在阳光里打转。那人背对着我，正在整理一箱书，白衬衫熨得板正，后颈子晒得通红。
“吃饭了。”我把铝锅往桌上一撂，他吓了一跳似的转过身来，推了推眼镜，眼神还有点蒙。
锅盖一掀，热气扑了他一脸。他眨了眨眼：“沧州姑娘都吃这么多？”
我没搭理，眼睛盯着他那箱书。好家伙，厚厚一摞，全是讲麦子的。
“我叫建民，省农科所的。”他递过来一块手帕，“擦擦汗吧。”
我没接，直接用袖子抹了把额角的汗：“秀娟。我爹是生产队长。”
就这么认识了，平淡得像碗白开水。后来我常想，要是那天送饭的不是我，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建民是来推广矮秆麦的。他说这麦子秆矮，不怕风吹，产量还高。村里人都不信，老麦种传了几辈子，凭啥说换就换？
只有我爹支持他。“听技术员的准没错，”爹在社员大会上说，“人家还能害咱们不成？”
于是我成了建民和村里之间的传话人。每天晌午，我给他送饭，看他在地里测土质、记数据。有时候他给我讲麦种的事，哪种抗倒伏，哪种耐盐碱。我问他为啥对麦子这么上心，他沉默了一会，说：“人活着总得为什么着迷吧。我就是为麦子着迷。”
现在想想，那大概是他说过的最动情的话了。
我也教他认云彩。“钩钩云晒死人，卷积云雨淋人。”我指着天边的云朵说。他仰头看着，眼镜滑到鼻尖，那模样活像地里受惊的田鼠。
有天午后，试验田遭了雹子。鹌鹑蛋大的冰雹砸下来，把麦子打得七零八落。我和建民冲进地里抢收麦穗，泥水溅了一身。他忽然停下来，看着我的头发。
“沾了麦芒了，”他说，“像顶了个草冠。”
这话平常得很，可不知咋的，我脸上一下子就烧起来了。
七月里，运河水位涨得吓人。那天夜里，堤坝开了个口子，水哗啦啦往里灌。全村人都去抢险，沙袋扔进去就被冲走。建民跳下水去堵缺口，一个浪头打来，人就不见了影。
我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水冷得刺骨，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见，只能胡乱摸索。忽然，我的长发缠住了啥，我使劲一拽，把他拉出了水面。
后来村里人说，没瞧出来秀娟这丫头凫水这么厉害。他们不知道，我十岁就在白洋淀里摸鱼捞虾了。
建民的眼镜被水冲走了，眯着眼睛看我：“你救了我一命。”
“扯平了，”我说，“你教我们种麦子，也是救命。”
水退后第三天，建民来找我，手里拿着个本子。“秀娟，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表情严肃得很，“这次水灾不是天灾。”
我愣住了：“啥意思？”
他翻开本子，指着一堆数据：“我测过水位，计算过流量。按说这点雨量，运河不可能决堤。除非......”
“除非啥？”
“除非有人动了堤坝。”
我笑他书读多了脑子坏掉了。谁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笑不出来了。
“我来的第一个月，就发现有人动过我的实验记录。”他说，“还有人夜里来试验田，拔了不少麦苗。”
我后背一阵发凉：“你咋不早说？”
“没证据。”他推推新配的眼镜，“但现在我差不多能肯定了，有人不想让矮秆麦种成。”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麦子，关于村里的事，关于那些看不见的阻力。临走时，他突然问：“秀娟，你相信我吗？”
我点了点头。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建民走的前一晚，我们坐在打谷场上剥青豆。半导体收音机咿呀唱着《赤脚医生向阳花》，月光洗白了整个场院。
“明天就走？”我问。
“所里有新任务。”他往我手里塞了把麦种，“这是沧麦一号，耐旱抗碱。留着吧，总有一天用得上。”
我捏着那些麦粒，喉咙发紧。最后，我往他挎包里塞了包碱土——老辈人说，出远门得带上故乡的土。
第二天，拖拉机突突往南开。我追着尘土跑，红头巾掉了也顾不上捡。建民在车斗里一直没回头，白衬衫渐渐融进盐碱地泛白的晨雾里。
他走后第三个月，我嫁给了邻村的拖拉机手。婚礼那天，我偷偷把麦种撒在运河堤岸。来年开春，岸边长出一溜青苗，在盐碱地里绿得扎眼。
村里人都说邪门，盐碱地还能长出这么好的麦子。只有我知道，那是建民留下的念想。
日子水一样流过，我有了孩子，当了娘。那片麦子自生自长，一年比一年旺。有时我会站在地头看它们，想起那个穿白衬衫的人。
孩子五岁那年，村里来了个陌生人，戴着草帽，在地头转悠了好几天。我问他是谁，他说是省里来的技术员，看看庄稼长势。
“这麦子品种不一般啊。”他掐了个麦穗在手里搓。
“普通的很。”我搪塞道。
他笑了：“普通麦子能在盐碱地里长这么好？”
我没接话，心里打起鼓。那人走后，我爹才说，那是新来的农业局长，听说以前在省农科所干过。
又过了几年，村里通了电，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那天晚上，电视上放农业表彰大会，有个戴眼镜的专家捧着金麦穗奖杯。主持人说他在西北培育出了高产抗旱麦种。
镜头扫过奖杯底座，刻着“沧麦一号”四个小字。
我正弯腰给丈夫纳鞋底，针尖忽地扎进指腹。血珠滴在白布上，我望着电视屏幕眨眨眼。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四个字。
院外突然传来沙沙声，是夜风拂过那片自生自长的麦田。
丈夫在里屋喊：“秀娟，电视上说啥沧麦一号，是不是咱家地头那种？”
我没应声，推开院门走出去。月光下，麦浪翻滚，仿佛又回到那个夏天。我忽然想起建民临走前说的话：“秀娟，有件事我没告诉你，关于那次决堤......”
话没说完，拖拉机就来了。
如今十几年过去，那个未说完的秘密，和这片扎心的麦子一样，在风里沙沙作响。
也许有一天，我会知道答案。也许永远不会。
但我知道，有些话，就像那些麦种，埋在土里，自有它发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