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讲述了体验幸福和评价生活的满意度。
“快乐测量仪”法
你对自己近期的生活有多满意？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那么说“海伦在3月里很开心”是有道理的。
大部分时间，海伦都在做她想继续做下去的事，没有做不想继续做的事，她几乎没将时间耗费在想回避的情境中（这很重要，因为人生短暂），也没将太多时间花在可做可不做的事上。
U指数
我们将个体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百分比称为U指数。例如，某人在一天16小时的清醒状态下，有4小时处于不愉快状态，其U指数就是25％。U指数的优点是它并不基于评价量表，而是基于客观的时间测量。如果某个总体的U指数从20％降到18％，你就可以推断，该总体处于情绪不适或痛苦的总时间减少了1/10。
我们发现，美国女性约19％的时间处于不愉快的状态，略高于法国女性(16％)或丹麦女性(14％)。在1000名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女性中，不同活动的U指数分别是：早上通勤29％，工作27％，照顾孩子24％，做家务18％，社交12％，看电视12％，性生活5％。工作日的U指数比周末高出约6％，主要是因为周末人们在不喜欢的活动上花费的时间较少，不必承受与工作相关的紧张和压力。最出乎意料的是与孩子相处时的情绪体验，美国女性带孩子时不开心的程度比做家务还要高一些。
如何让自己幸福
情绪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通常专注于当下的活动和环境。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专注于当下，苦乐便会从中而生。例如，要享受吃的快乐，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在品尝食物。我们发现，法国女性和美国女性在进食上花费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法国女性进食时的专注力是美国女性的两倍。美国人进食时通常会做其他事情，从中获得的快乐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如何利用时间是人生中可控的事情之一。很少有人能通过意志力让自己拥有快乐的性情，但有些人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减少通勤时间，花更多时间与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
与不同活动相关的感受表明，改善体验的另一种方法是将被动休闲（比如看电视）时间用于更积极的活动，比如社交和锻炼。
除了健康，对当天情绪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受访者是否与亲朋好友联系过。可以略微夸张地说，幸福是与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共度时光的感受。
盖洛普的数据让我们能够对幸福的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 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幸福。
• 人们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做出的判断。
就生活评价而言，生活中某些方面的影响比生活体验更大，教育程度就是一个例子。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高的生活评价有关，但与更高阶的体验幸福无关。的确，至少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说自己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生病对体验幸福的负面影响比对生活评价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带孩子也会大幅增加日常情绪成本—来自父母的报告中经常出现压力和愤怒，但带孩子对生活评价的负面影响较小。参与宗教活动有利于获得积极情绪，减轻压力，但对生活评价的影响较小。出乎意料的是，宗教并不能缓解抑郁或忧虑。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结论是，贫穷会让人痛苦，富有可能会提高生活满意度，但（平均而言）并不能增强人体验到的幸福。
重度贫困加剧了生活中其他不幸的体验效果。尤其是，疾病对赤贫者的影响比对生活安逸者的影响更严重。对那些收入水平处于前2/3的人来说，头痛会使悲伤和忧虑的比例从19％增加到38％。但对于最贫穷的1/10人口来说，相应比例分别为38％和70％—他们负面情绪的基线水平较高，增长幅度也较大。赤贫者与其他人的巨大差异也体现在离婚和孤独对情绪的影响中。此外，相比大多数人，周末对赤贫者体验幸福的有益影响要小得多。
在高生活成本地区，家庭收入超过75000美元（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一数字可能会更低），体验幸福达到饱和，不会再增长了。超过该水平，与收入相关的体验幸福的平均增长率恰好为0。这个结果出人意料，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可以买到很多快乐，比如去好玩的地方度假，买歌剧票，以及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多出来的快乐没有出现在情绪体验的报告中？合理的解释是，收入越高，享受生活小乐趣的能力就越低。
收入对体验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收入超过一定程度，就不再对体验幸福产生任何积极影响了，但较高的收入能带来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谈谈体验幸福
“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人类痛苦。我们的目标是降低社会的U指数。优先事项应该是应对抑郁症和赤贫。”
“提高幸福感最简单的方法是掌控你的时间。你能将更多时间用于喜吗？”
“收入超过饱和水平，可以买到更多愉快的体验，但你会失去享受低价体验快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