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乐安刘池苟家在夏口，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曰：“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家。向夜，举家作粥糜，食余一瓯，因泻葛汁著中，置于几上，以盆覆之。人定后，闻鬼从外来，发盆啖糜。既讫，便掷破瓯走去。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已防备，与斗。亦不敢入。至四更中，然后遂绝。

【析评二】（一）人物塑造：刘池苟，从懦弱（前文“不以为患”）到果断（秘密投毒），展现成长。鬼的特性，过“食余一瓯”暗示其贪食习性（为后文中毒埋伏笔）。吉翼子，从傲慢（“唤来骂之”）到狼狈（“大惭而去”），凸显其外强中干。众客，“大笑为乐”体现旁观者心态，侧面反映鬼怪威慑力。

（二）叙事结构特色：文本为南北朝志怪小说典型叙事手法。通过“吉某受辱”“投毒驱鬼”两段冲突推进情节，结局强调凡人智谋可胜鬼祟，暗含破除迷信的意味。线性叙事：采用"初因→自尔后→须臾间→至四更中"的时间链，形成"鬼现形→人试探→下毒→驱鬼"的完整事件闭环，体现六朝志怪"记异"的实录特征。（三）叙事模式。文本通过动态场景描写强化志怪故事的戏剧张力。"著白布裤"的视觉描写，通过服饰细节赋予鬼怪具象化特征，而"不复隐形"的转变暗示其存在感的增强。这种从模糊到清晰的动态过程，构成志怪文学典型的"显形"叙事模式。通过"即闻屋梁作声""便纷纭掷一物下"等动态描写实现空间转换，鬼怪的精准投掷动作，与"正著翼子面"的空间描写形成戏剧性场景。亵衣作为道具的选择，从梁上到地面的鬼物活动轨迹具象可感。通过动作完成对不信鬼者的羞辱，体现志怪文学"以俗制傲"的讽刺手法。"泻葛汁著中"的隐蔽动作与"以盆覆之"的伪装动作形成完整下毒流程。其中"泻"字的使用精准对应液体毒药的特性，与后文鬼怪"吐"的反应形成动作链条。"棒打窗户"的暴力动作与刘家"与斗"的抵抗形成空间对抗，通过"不敢入"的试探性动作维持恐怖平衡。四更时辰的动作终止（"遂绝"）遵循志怪文学"破晓驱邪"的时间法则。文本虚实相生，通过"形如人""不复隐形"等细节构建鬼物的物质性，为"野葛汁毒鬼"情节建立逻辑支点，体现六朝"鬼实论"观念。吉翼子因辱鬼受惩的情节暗含"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训喻，与《幽明录》"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目的呼应。

（三）留白艺术：文本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极少超自然原理推断、说明，只有一句外貌描写。通过系统性留白构建的"悬疑场"，用信息空缺激发读者脑补机制；以叙事裂隙映射魏晋精神世界的认知裂缝 ；开创了后世《聊斋志异》"姑妄言之"的创作范式。

1.空间留白：鬼魅的形态不确定性，"著白布裤"仅勾勒最低限度视觉特征，其面容、体态、来历均未描述，形成"视觉黑洞"。对比同期《搜神记》中"赤衣绛冠"的具象描写，本案鬼魂更符合魏晋"玄对山水"的美学传统。鬼魂行动路径缺失，"数日一来"却无具体时辰记载，"掷破瓯走去"亦未说明遁向何方。这种位移留白与《幽冥录》"倏东倏西"的明确轨迹形成反差，强化了不可知性。

2.逻辑留白：因果链的断裂。动机真空。全文未解释鬼魂为何独钟刘家，其偷食、掷亵衣等行为缺乏心理动机支撑。这种处理不同于《列异传》中"报恩索命"的明确因果，更接近《庄子》"寓诸无竟"的哲学表达。结局开放性。"然后遂绝"四字包含多重解读：可能是毒发身亡、暂时退却或转化形态。相较《齐谐记》"化为青烟而散"的确定性结局，本案更符合葛洪《抱朴子》"鬼神之事，难可详言"的认知态度。

3.文化留白：驱鬼术省略，体现巫觋叙事的沉默。野葛毒杀方案由"有人"匿名提出，未详细说明消息来源。这种知识传递的模糊性，实际反映了魏晋时期巫医、方士、道士多重身份交织的社会现实。文本未对投毒行为做出道德评判，缺少伦理评判。与《搜神后记》中"伤鬼者折阳寿"的明确训诫形成对比，暗示乱世中生存伦理对宗教伦理的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