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耻
靖康之耻，汴梁陷落，徽宗父子被金人俘虏，赵构南渡重建流亡政府。靖康之耻，非亡于战，实亡于彷徨。
“和战之议未定，金人已经渡河”。黄仁宇认为：靖康之耻，北宋始终处于战与和的彷徨。
靖康之耻前，宋廷其实可以做出多种选择：迁都、议和、军事对抗等。但是宋廷直至最后关头，仍没有明确的选择，始终处于黄仁宇说的“彷徨”状态。
宋代是善待士大夫的时代，柏杨甚至评论说：宋，是士大夫的乐园。乐园里士大夫的生存状态，是以微小的付出，获得丰厚的回报。宋代士大夫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极不对称。
彷徨，就是宋代以过度宽仁对待士大夫的必然结果。靖康前的士大夫阶层，遵循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以个人利益为核心，以相互内斗为己任，绝无团结一致应对金人威胁的可能。百年宽仁的惯性力量，即便亡国危在旦夕，徽宗父子，也绝无瞬间使士大夫阶层的意见达成一致的可能。
士大夫阶层的彷徨，是缺乏责任心的必然结果。徽宗父子的彷徨，是惊慌失措之下无能为力的必然结果。
在宋廷的彷徨中，固若金汤的巨城东京汴梁，最终陷落。
以陈词滥调评价靖康之耻，结论就是:宋代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最终酿成空前灾难。
事实上，靖康之耻，只是中原政权武力不敌蛮夷剧情的又一次上演而已。
大一统体制下，内地作为解除武装的非军事区，被散沙化的民众，必然丧失武力抵御蛮夷武装的组织能力。
抵御蛮夷武装的任务，只能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去承担。蛮夷武装，是以军事动员与后勤保障的一体化，达到军事行动效率的最大化，蛮夷武装，是在战事发生地“就地解决粮草供应”，从来不携带粮草。而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原政权，即使拥有超过蛮夷10倍的军队数量、100倍的后勤物资，但是，在国土面积达到3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本部）的古代，大一统的运行模式，无法将军事动员与后勤保障有效整合，高效的战时机制也就无法建立。动员数量庞大的军队参与战事，军队作战能力暂且不论，战事发生地的军队，事实上并无法取得其他地区的后勤物资支持，速战，或许是唯一出路。而速战，恰恰是蛮夷骑兵部队稳操胜券的战法。
靖康之耻，徽宗父子及宋室妃嫔被女真人押解到东北苦寒地带，北宋皇室承受的磨难与屈辱，为历代之最。
靖康之耻，是宋室签订澶渊式和平盟约的后果。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环境，造成民不知兵，而职业军人的战斗力更是降至史上最低点。
据《中国人史纲》记载，北宋前往黄河前线阻挡女真兵团的骑兵部队，双手抓住马鞍不放（几乎不会骑马），令前往欢送部队出征的首都开封市民惊骇不已。
靖康之耻，宋室无法与女真人签订澶渊式和平协议，则是宋政府陷于党争、人心涣散的后果。和平既然无法寄望于抓住马鞍不放的政府军，则只能寄望于委曲求全签订澶渊式协议，以割地或赔款换取和平。 靖康之耻的时代场景是：宋室百年，以举国财政养兵，结果是供养一击即溃、不堪一击的国防军。宋室百年优待士大夫，结果是大难临头之时，党争的余波殃及和与战之决策，彷徨伴随的束手无策，将宋室推向靖康之空前灾难。
靖康之耻，女真兵团大举南下，以双方军队战斗力之差距，女真兵团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抵东京汴粱城下。 北宋朝对抗金人进攻，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均表现散沙状的组织能力。政府军的战斗力低下，症结在于宋祖设计。民间武力组织的低效，则是大一统国家特定体制所造成。 社会学角度看文学名著《水浒》，可以看出，宋代的北方，社会呈现散沙状结构，是沙化社会。如果不是虚幻的“梁山”，社会各区域、各行业、各阶层，已被制度化拆散，无法聚合形成组织力量。这是大一统模式不断进化的必然结果，统治者得到安全，而社会失去聚合能力，同时失去抵御外敌的组织能力。 封建列国式的全民皆兵成为遥远时代的记忆，地方豪强的私人武力“部曲”也一去不复返。散沙化的水浒江湖社会，勇于“村民式械斗”，但面对蛮夷武力，抵抗力极其低下。致力于培育顺民社会的京畿重地开封，正是制造靖康耻的最佳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