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妈妈的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闫家和罗家是世交。记得小时候，爸给我讲过：“本家”是指同族同姓的一家人，其中又分近本家、远本家；不管远近，只要是同宗同族，就都是一家人。
亲戚，则是闫家的女儿嫁出去后，两家成为姻亲。女儿婆家的兄弟姐妹的妻或夫，就算是再远一层的亲戚了；儿子娶妻后，女婿和岳父母家也是亲戚，同样，妻子的兄弟姐妹（大舅子、小舅子、大姨子、小姨子）都算近亲，而他们婚后的另一家便算远亲了。
而不是同族人，又没有姻亲关系，却有密切来往的，有的已有几代交情的，便称为世交——也就是现在说的（父辈或祖辈的）老朋友。
对于罗家，我了解得并不多，但知道从上两代起，两家便来往密切。小时我去过他们家，虽不是经常，但每年总要去上几次。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住在方家胡同，在男五中和方家胡同小学的西边，当时的门牌是13号。
我小时他们家主事的是罗三爷爷。他的上辈只有一位老姨太太跟着他们过，那时大概已有七十岁了，缠足，好像是南方人。罗三爷曾在宣统年间，在东北的伪满洲国做事，好像任的是驻日大使馆的某个官职。那时他是携眷赴任的；至于哪一年从日本回来的，我也说不清，大概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老俩口共有子女五人，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几个孩子因为当年都随父母去了日本，所以他们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多少带着些日本化的痕迹。
罗家大姑娘是我的干爹。在过去的亲友中，拜干爹、认干儿子、干女儿这类事很普遍，但认大姑娘作干爹的，当时我还真没听说过。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家的儿女，尤其是女儿，有点像贺家的女儿。去日本时自然是大家闺秀，回到北京后，却已超过了当时社会男婚女嫁的年龄，被称为老姑娘；主要是“高不成、低不就”地耽误下来了。
好像是日本投降后，由我爸爸做的媒，这罗家的长女——也就是我的干爹——嫁给了一位姓吴的老先生。吴先生是南方人，是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去台湾后首任台北市市长）吴国祯的叔叔。是续弦。当时他具体做什么工作，我已说不上来了。
他们家住在大佛寺东街甲1号。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还常去；后来那个院子（大概是在“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期）被居委会收去，办成了街道工厂。干爹他们便搬到地安门黄化门48号（北房三间），我去得就少了。
这段姻缘，还是由我家看坟的苗永的弟弟引起的。苗家老二有点痴慢，其实人并不傻，只是年轻时不能安分在家种地干活，大家都叫他“二魔子”。他一直给吴老先生拉包月（洋车），就住在他们院里的一间南房里。他的老婆，大家叫她魔子媳妇，后来从我娘起改称她苗太太，也算是老先生家里的半个佣人吧。
这人性格开朗，说话办事爽快，是她来求我爸爸，帮忙给老先生续娶一位太太。老头没有子女，侄辈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还在北京或东北工作。就这样，我爸便把我干爹介绍给他。双方都同意后，这门亲事就定了。
解放初期，也是我爸帮这位老先生写信，自荐到文史馆，算是统战对象吧。记得当时他每月领八十元津贴（不叫工资），这可比一般国家干部的工资还高！后来我去唐山工作，头两年寒暑假还去看看二位老人，之后来往便少了。
罗二姑娘是我大弟弟的干爹，嫁到张家口，也是续弦。
我干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我称他大叔，先在日本求学，回国后在北京结婚，女方是东北人（干爹常笑谈她这位弟妹缺乏点旧家庭礼教）。大叔下面还有个弟弟，我叫他三叔（不知是否中间曾有过一个老二，后来夭折了）。最小的是五姑，按年纪其实不该算老姑娘，她在日本时只是读小学的年纪，回北京后继续上学，后来也结了婚。只有她生儿育女，两个姐姐都未生育。
在我的印象中，干爹这个人对我爸极其敬佩。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还颇有点“恨不相逢……”（指我爸）未娶时的意味。因为他们家从日本回京时，我爸早已结婚了。
据说她很喜欢我（在我们姐弟几个中，我的长相最像我爸），非要认我做干女儿不可。家里也只好破例，给我认了个女干爹；随后大成也认了一个女干爹（即干爹的妹妹——罗家二姑娘）。
回想起来，我这个干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她父亲在外做事，母亲身体不好，一大家子的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由她一个人张罗。尤其记得每年正月初二一大早，她准时雇一辆马车来接我爸，一起去财神庙。我小时她也很照顾我，还给过我几件她从日本带回来的衣服。
解放初期，不知我二姑与干爹之间有什么过节。记得是在我去滦县师范上学期间，大概是1951年暑假的事。七八月份，我从滦县回京度假。那时中师不交伙食费，若管伙食的人精打细算，月底还能结余一点，有时每人能分到一块八毛；再加上娘寄给我的一块五毛钱，除留下买火车票的钱外，我买了几把当地出产的宽粉条带回北京。
那年夏天，爸、娘带着几个弟弟住在舅妈家的外间屋（东四北大街220号）。那几天家里正没吃的，娘把我带回的宽粉条用白水煮了，蘸点酱油，也算充饥。随后又让我带两捆粉条去看干爹。
我一进门，干爹便冲我大声抱怨，说：“你二姑可把我给坑苦了……”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印象中，干爹从未这样粗声大气地对我说过话。她一直把我当小孩子疼爱，每次去都给我做点好吃的。
记得后来1960年困难时期，我去看她，她还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并说：“报上说一个人一天吃一个鸡蛋最合适，吃多了就吸收不了了。”其实我心里明白，那一个鸡蛋，多半是从老头干爹的特殊供应里攒出来的。那时候，一个鸡蛋已是贵宾待遇了。
可这次一进门，却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无法搭话，只好放下粉条，莫名其妙地告辞回家。
回到家，我问娘缘由，娘也说不清。只说可能那阵子二姑的房产和手里的那点积蓄，连花销带被人坑骗，已无法周转，就拆东墙补西墙地四处借贷。不知是向干爹借了钱未还，还是怎么的，总之是欠下了一笔债。记得就在此前不久，二姑突患脑溢血去世，干爹这笔钱也就成了泡影。于是这次见了我，便自然地发泄了一通。
岂不知我这个当侄女的，对二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一无所知。我虽是她的亲侄女，却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硬着头皮听了这么一通不明不白的埋怨，没等她说完，便赶紧转身跑回了家。
吴老先生活到九十多岁，一直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大约在文革后期去世。他的一个侄子在某中直单位（可能是七机部）工作，后来将老太太接走，此后便再无联系。
以上，便是我儿时生活中的一些往事。人老了，近年的事多半记不住，反倒是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琐碎小事，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写下来，留给后辈子侄，作为了解家族历史的一点参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