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必每一个人都学过经济学，但是一定得具备一点经济学的思维。就是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所发生的事。这样你的判断力会更加准确和睿智。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张军教授。这本书特别有趣，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上所有事的集合。读每一篇都会觉得，经济学家跟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张军：我觉得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有一代一代的经济学家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就是因为，它跟很多社会科学家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经济学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个很重要。如在自然科学里面，很多学科发展到后来，慢慢就会走向一体化，最后成为一个学科。现在有一个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就是说看上去大家在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到最后，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理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社会科学就很难做到，比如说社会学、新闻、法律，其实跟经济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樊登：您觉得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应该具备一点经济学思维的方法？
张军：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遇到的很琐碎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你每时每刻不在做所谓的揣摩、权衡。所有事情都不是没有选择，反而都是有选择的。就像今天早上我是来这里，还是去办公室，还是去跟我夫人去散步？我有一个所谓的选择。我们的生活是由选择构成的。有些事情的选择，其实是靠你的经验瞬间做出的。你从来不会去怀疑选择对不对，你已经习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做。
那经济学其实是在想办法，要去解释或者理解选择所遵循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而且这个选择可以从最生活化的、表象的东西，延展到很深层次的问题。
樊登：那经济学家在日常生活中，会比普通人聪明一点吗？
张军：我倒不觉得聪明一点。但是通常来说做经济研究的人，逻辑思维训练得更多。
樊登：咱们等会儿可以来分析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之前，我希望您能用一个比较简短的方法，跟大家讲讲一个人要具备经济学思维，首先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几个概念，或者说最基本的经济学素养，您认为是哪几条？
张军：我们这样说，有一本最畅销的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哈佛大学的。
这本书中，它总结的经济学的十大基本原理，放在第一条的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面临一个Trade-off，面临一个选择。为什么选择呢？因为我们受到各种约束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去做两件以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然是在所有的、可能备选的这些机会当中选一个。所以你要去研究这个选择的问题，就需要经济学最核心的几个基本概念，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成本。成本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就是你认为做这件事情的代价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了法律，甚至有了死刑，但依然有人犯罪。
樊登：您书里那个标题特别吓人，说“犯罪是理性的职业选择”。
张军：对，也就是说犯罪的行为，用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是可以解释的。虽然这个题目有点吓人，但是实际上我相信每一个Case（案例），每一个发生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和比较。
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个是主观的。跟每一个人对做这件事情的代价的估计，以及他认为值得不值得做，是有关系的。
樊登：就像第欧根尼（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坐在木桶里边晒太阳，他觉得这个很贵。一个普通人可能不觉得晒太阳很重要，但是在第欧根尼的认知里，认为晒太阳很贵。
张军：就像在大城市生活的很多年轻人，每天很忙，就会觉得阳光很重要，因为整天关在写字楼里面。但是你到乡下去，农民一天到晚是在阳光下工作。所以大家对阳光的估值是不一样的。
樊登：这是第一个原理——价格、成本。还有呢？
张军：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同一个时间不能做所有事情，所以你做一件事情，就要放弃另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成本就是你对做这件事的代价估计，它其实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
樊登：普通人和经济学家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普通人做决策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觉得我就是按照惯性，别人都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了。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就会算这个账，说还有哪些选择，它们分别是多贵。
张军：对。但是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个人的决策都是瞬间做出的，未必有那么理性，但是也未必有那么不理性。因为我们很多的行为、习惯，都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所以它们一定有合理性。经济学家只是希望把这个合理性揭示出来。
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但是这并不妨碍你的行为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只是把这个理性揭示出来，然后通过研究这种理性，把它推广到更多领域当中。尤其是推广到那些需要很长时间决策的深层次问题上，所以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樊登：您在书的开头，讲的基本原理里面，还提到了边际的概念。为什么边际成本，或者边际收益的概念，在经济学当中这么重要？
张军：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我先给你说个例子，美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里夫金，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家。他写了一本书叫《零边际成本社会》，但是这本书中文版出来的时候，封面上面写的是《零成本社会》。
樊登：把“边际”去掉了？
张军：对，为什么呢？并不是翻译的人或者出版方，犯了常识性错误。他们只是觉得用了“边际”两个字，读者会觉得比较晦涩难懂，不明白这是什么书，不太想看这本书。
樊登：但是叫“零成本”是错的。
张军：你说对了。那次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要到北京参加中文版的首发式，就跟他约了要进行一场对话。可是那天我去了以后，他在房间里面不出来。出版社的人就跟我解释说，他今天特别不高兴。我说我大老远来了北京，我们已经约好了对话，他为什么不高兴？出版社的人说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本书的中文书名翻译成了《零成本社会》，他就特别恼火。因为“零成本”和“零边际成本”完全是两回事。零成本社会还得了？什么东西都没有成本，那我们可以无中生有了，是不是？
樊登：我经常劝很多年轻人，说你们在择业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这个特别重要。很多人觉得我马上去做这件事，是因为马上就能挣到钱。但你会发现十年下去还是这样，你只要不劳动就没有收入。所以你必须做，让你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的事情，你挣的是这个认知水平的钱。这样你就会发现，即使你在家里边待着写一本书，这本书一直卖，你就一直有收入。这就是边际成本的概念。
张军：对。所以边际成本就是你的生产量或者你服务人群的数量增加，对成本的影响。但是要知道，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这件事，是我们经济生活当中比较少见的事情。整个经济社会里，正常情况下边际成本是上升的。如果边际成本不断地下降，以至于接近于零，那会出现什么情形呢？就像里夫金讲的，那你就可以一家通吃，你可以服务全国的老百姓，可以服务所有的客户。
樊登：那现在不就这样吗？
张军：对。这是因为有了数字经济，有了移动互联网才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可是在这之前，你知道在经济学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怎么讲吗？
樊登：过去都讲“规模不经济”。就是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反倒会出现发展停滞。因为边际成本会上升。
张军：而且随着产量不断增加，边际成本上升得会越来越快。所以它就会阻止你，到这个点上你得停下来，所以规模就有限，不可能通吃。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它都受制于边际成本递增这个规律。在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里面，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用递减，是支配整个经济世界的两个最基本的定律。但是现在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会让边际成本递减。
樊登：那这会改变经济学的理论吗？
张军：它会让经济学家过去不怎么关注的那些问题，变成支配整个经济生活的一个主流的现象，所以它肯定会影响经济学未来的发展。
樊登：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学经济学，基本上都是理性人假设。就是这个人是个理性人，他知道所有的信息，然后他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后来你走上社会会发现，哪有这样的人呢？你也没法知道所有的信息。
所以你看，得了诺贝尔奖的丹尼尔·卡尼曼，他就认为人是有冲动的，人是有自己的思维盲点的。您更偏重于哪一种？
张军：我还是觉得，是理性支配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行为。当然不排除我们会有冲动的时候。但是有些经济学家，他就只研究你冲动的那种情形。我想这个和主流经济学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
樊登：这就好像博弈论，那是算到最精明的状况。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说“为兄弟两肋插刀”，有的人可能就这样做了。在您看来“为兄弟两肋插刀”也是理性？也是一种效用？
张军：对，这是另外一种效用，就是他有一种满足感、获得感。所以我们不能把理性的人看成是自私的人。一个人可能是利他主义者，但是他依然理性。因为他帮助别人，牺牲自己，他认为这个快乐的效用更大。我如果帮助到你，你的境况改善，会间接地改善我的效用——我的满足感提高了，所以我依然是理性的。
樊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最起码要知道价格、成本、边际、理性人假设这样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看待我们的生活。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您觉得婚姻、家庭都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比如说我身边很多年轻人就发愁，到底要不要结婚？因为现在结婚，尤其在大城市结婚成本很高。这一点经济学家怎么分析？
张军：如果你今天在马路上问一个年轻人，他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他会觉得成本太高。
樊登：那这个账怎么算呢？
张军：每个家庭在决定婚姻和养育子女的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成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这些年轻人都觉得，多生一个孩子，为了照顾孩子，一方就可能要放弃工作，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樊登：那为什么很多人连婚都不结呢？结婚率下降了是怎么回事？
张军：我在书里面其实做了一些分析，很大程度上跟“成本-收益”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解释大家选择不结婚的一个主要理由。但是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把一个家庭看成一个生产单位，有些事情必须靠结婚来实现生产目的。但现在经济高度发达，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购买、外包来解决。过去不能够很容易做到外包的情况下，其实是要有一个依靠，彼此依靠，大家有一个相对的分工。过去经常讲“女主内，男主外”，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到后来两个人都可以出去工作。原来家庭其实是有一个分工，通常大家有一个默契，就像“我烧饭，你洗碗”。
樊登：就像我们小时候，感觉女主人肯定要做饭、洗衣服。男的无论干什么工作，你肯定要换煤气、修灯泡。但现在我很多年没换过灯泡了，都是找物业来换。
张军：对，现在有物业了，所以可以外包。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外在化，就是你一个人依然可以生活得像一个家庭的状态。
樊登：所以他认为结婚不划算了？
张军：所以这就变成一个等价的问题。就是结婚和不结婚没有差别，两个人结合所产生的更大的那一块利益，感觉不到了。
樊登：那您帮我们分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大学毕业，像您的学生从复旦大学毕业，他到底应该留在上海发展比较好，还是回三线城市比较好？
张军：现在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生，都愿意待在上海。
樊登：那这不矛盾吗？上海压力这么大，连婚都结不了，他为什么要待在上海呢？
张军：因为在给定的约束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在上海的收益，会大于他付出的成本。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这些年轻人如果回到三线城市，房价低，可以买套大房子，一步到位。或者跟父母一起住，这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跟年龄有关系。就是年轻人他对跟父母在一块儿，或者说对安逸生活的估值，并不是那么高。
樊登：老了可能才重视这事。
张军：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说退休以后回老家，就盖个大房子，去过田园的生活。这说明他开始改变过去的估值。
樊登：您这词用得特别好，改变了过去的估值，就是田园生活变得更好了。
张军：我在崇明就碰到一对夫妻。他们就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在启东买了一个楼面，楼下还能租给人家。然后夫妻俩就在那儿安度晚年。这个效用就非常大，但是年轻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
樊登：所以要经过年轻时候在上海赚钱的这个过程，混个两室一厅，你才有机会去买个楼。
张军：那个时候才有成就感，所以价值其实是通过那个过程才实现。
樊登：所以年轻人愿意合租，愿意住地下室，这是理性的选择？
张军：北漂不就是这样吗？很多现在功成名就的人，他们诉说起当年北漂的时候都流下眼泪。
樊登：我有时候看苏东坡，看李白，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中国，在哪儿生活都一样。你可以在杭州，也可以在开封，在长安，都无所谓。好像哪个城市都挺热闹，都有生活。现在怎么就资源如此集中在这几个大城市？这是个趋势吗？
张军：我想这就是工业化以后，经济改变了地理版图。像古代社会都是农业，商业很少，那个时候经济版图没有太大。
樊登：那时候气候和税收最重要。
张军：对，工业革命以后就不一样了，城市开始发展了。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田园风光，大家都是生活在田园里面。今天你要找这种地方，你就要隐居到山里面去了。工业革命以后整个地理版图改变了，还是那块地方，但是城市开始发展起来了。那么城市一般都要跟水，跟平原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经济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改变，地理的经济版图发生了改变。
樊登：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人走上社会，要怎样选择自己的方向。您书里边也谈到关于创业的问题，到底是创业的效用更好，还是老老实实打工的效用更好？
张军：坦率讲，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经济学家发现了信息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当中有很多的现象，它的产生跟信息不对称有关系。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为什么要去三甲医院？因为我们总觉得三甲医院里面的医生，平均水平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对医生的情况我们没法判断，换句话说，我们了解一个医生所花费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了解一个医院。所以我就可以通过判断医院的水平，间接地了解这个医生的水平。所以这个就是信息的重要性。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企业家，这是一个完全私人的信息，其他人是没办法知道的。企业家不是组织部可以发现的，他是通过自己成功地创办了企业，才被人们认识的，所以这是一个信息隐藏的问题。从个人来讲，是要去给别人打工，还是要去创办企业，很大程度上是你个人的选择，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因为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自己。
樊登：所以你看古人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觉得经济学能讨论的热点话题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板块可能跟更多人更有关系，就是投资的话题。经济学家的投资能力比一般人强吗？
张军：不一定。经济学家在投资、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层面上，其实做得都不好。
樊登：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些经济学的背景，再去做投资？
张军：这当然也要看是做什么投资。经济学还是希望你理性投资，要权衡。而且投资市场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谈投资这个话题，有时候绕不开运气，但经济学家不研究运气。
樊登：运气不就是概率吗？它可以加入一些数学。
张军：是可以加入一些。但我的意思是，经济学家哪怕自己去投资，他也摆脱不了运气在投资上面的影响，也可能会失败。从历史上看，有些经济学家的投资还是不错的，但有些经济学家就非常不成功。我觉得这和他们的智商，和他们在经济学上面的贡献，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运气是最重要的，因为市场充满大量的不确定性。
樊登：那像现在很多国人最忧心的问题是，钱放在手里越来越不值钱。您的书里就写到，从车厘子自由，变成苹果自由，东西变得越来越贵。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自己手里仅有的那点财富，能够保值、增值，跑赢通胀？这个有什么基本的原理可以遵循？
张军：所谓要跑赢通胀，就意味着你可以知道通胀的未来趋势。这当然可以用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做一些分析。但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的表现本身决定的。如果经济很繁荣，持续地繁荣，通胀自然就起来了。但是经济持续繁荣，要满足很多条件，我们哪怕做一个五年的规划，这五年当中经济都可能起起伏伏。所以你永远搞不清楚，未来通胀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樊登：就是如果未来面临通货紧缩的话，可能你手中的现金就越来越值钱。
张军：对。我认为跑赢通胀的这个说法，或许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你手上有多少钱，跟经济状况有关系。经济的状况又影响通胀，通胀反过来也影响经济的状况。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用我们经济学语言讲，这就是一个高度内生性的、互为因果的现象。在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是没有解的。
樊登：所以不能把经济学家当成预言家？
张军：不能当成预言家。
樊登：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整天做预言呢？很多经济学家在社会上的身份就是预言家。
张军：因为大家总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预言点什么，能够预判一些未来的走势。其实经济学家如果能预言的话，经济学家就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但是绝对做不到。其实投资它是个时点（亦称选时，是指主要通过技术分析，有时也利用公司经营和经济数据来确定买入）的概念。哪怕是二级市场股票，什么时点进？什么时点出？你要成功必须踩点踩得比较好。但踩点好这件事情，是个极小的概率。
樊登：您这本书里边还有一个章节，我觉得是现在很热门的经济学话题，就是关于贫富的问题。一个人想要致富，摆脱贫穷，有哪些好的经济学建议？
张军：现在在美国，所有研究贫困这个问题，包括收入差距问题的经济学家，不管怎么争吵，在一个问题上他们都投赞成票，也是所有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教育。
在当下社会，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就是教育。从一个国家来说，唯一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就是教育的均等。这个话有比较强的政策含义，但是很多国家不见得做得到。因为这个要求太高了。
樊登：但是互联网教育让我看到一点曙光。互联网教育给大量的，甚至远在大山里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机会。只要你有网络，就能够看到最好的老师讲的课。包括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学校，就是完全通过网络教育完成的。
张军：对。教育从技术上讲，也许可以普惠到每个家庭。但是教育同时又受家庭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改变，它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你会发现大量的中低层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过学校。如果父母酗酒、吸毒，这个影响要比学校教育的影响要大。
樊登：您刚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让大量的低收入家庭能够意识到，教育是最重要的摆脱贫穷的方法。
张军：所以我说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是没有分歧，所有的研究最后都会发现这个问题。
樊登：甚至不是同时打几份工这样的事情。有好多人为了摆脱贫穷，他们同时打好几份工，结果越做越穷。甚至把身体搞坏了以后，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其实应该下功夫去改变思维方式。
张军：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国家来讲，你的政策要能够真正地提升对教育的投入。从个人、从家庭来讲，就是你要不断地去投入人力资本（在人的知识、技能、素质等各个方面进行投入，形成的日后可以带来回报的能力）。只要有教育，你就会变成一个生产力有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
樊登：所以我们有一句口号“扶贫先扶智”。咱们最后一个板块的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因为现在叫疫情时代，有人说后疫情时代。这个会给整个宏观经济，甚至包括全球的经济流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每个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军：这个影响比较大。全球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整个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引擎，有一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贸易，贸易背后是投资。八十年代以后，整个全球经济慢慢地进入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资本冲在最前面，跨国的流动很方便。所以贸易和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而疫情扰乱的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首先它会让全球的贸易增长放缓。过去全球经济假如增长百分之四，那全球的贸易就会增长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它比全球各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快，所以它才是引擎。那疫情之后全球贸易首先会掉下去，全球的投资也会掉下去，所以整个全球经济一定会比疫情以前要糟糕。然后全球经济内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和小国相比，大国一定会好一点，因为小国会更多地依赖贸易。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它每年的贸易流量比GDP要多两倍。
樊登：因为疫情，我一个朋友被困在泰国，另外一个朋友被困在菲律宾。他们说那里简直萧条得一塌糊涂。它们的经济全是靠游客的，但现在完全没有游客了。
张军：对，东南亚就是很典型的。国家太小，内部的市场不够。大国还可以内循环，小国的话基本上就靠贸易。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服务贸易里面最大的一块就是旅游。所以这对全球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樊登：那中国呢，这种经济形势对中国人会有一些机会吗？
张军：我们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可能抗外部动荡的能力比较强一些。我们自己也说大国的一个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
樊登：有自己的经济小气候。
张军：对。就是有些东西可能过去依赖外面循环的，现在外面有问题，就转向内循环，总体上也是可以的，肯定好于中小型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但是对中国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第一，因为体量大，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是做贡献的，同时我们又是受益者。因为贸易发展与全球的资本流向，更多地来了中国。现在如果贸易投资受到很大影响，至少从我们过去的发展轨道来讲，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不能完全脱轨，但是得有另外一种力量，把它继续维持在原有轨道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现在我们提出要立足内循环，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我们之前是假设全球的贸易投资不会终止，全球化不会终止。但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逆全球化的思潮。包括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一些做法，让我们慢慢意识到，可能过去的这种想法需要打个问号，可能太乐观了。
所以现在也得考虑备份。我们过去一直倡导“能买的就不做”“全球化配置”。那么我们能买的，往往就是高精尖的东西；总是不做，就可能能力方面、基础方面不足。一旦不能买了，马上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逻辑可能要放弃，要修改。现在就是即便能买到，我也要自己做。进口替代这件事情，可能在未来十五年，到2035年，会变成我们的规划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樊登：这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影响吗？就是贸易下滑，整个经济向内发展，会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张军：我个人觉得会增加就业机会，这个毫无疑问。过去我们进口的大量中间品、零部件，现在都要自己生产，那么供应链和产业链要有新的布局、新的组合。我相信会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利好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对教育会有更高的需求。因为过去能买的技术、高精尖的东西，现在要自己来生产。所以现在大学要继续扩招，因为将来要培养这些专业人才。我们四十年前讲“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的技术里面基本上就是数理化，数学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复旦大学的数学，现在可能从国家和地方都要有大量投入，来扩容，来培养更多的（人才）。
樊登：强基计划。
张军：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们的教育会有比较大地投入与促进。我们的科研、研发密度未来会大幅提高。中国的研发密度当然还是低一些。现在发达国家里面，像美国百分之四点几，韩国可能还要高，中国大概百分之二点二。那未来我想我们会逐步地提高到百分之三，甚至于到百分之三点五。
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会大幅度地上升，人才需求上升会提高整个教育投资的回报。这些科技，包括人文社科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提高了，收入就会上去。所以整体上会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这也回到我们前面说的，从家庭来讲，关注教育，更好地为教育投资，是非常好的选择。
樊登：刚才都是我在提问题，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有没有特别想跟老百姓讲的，但是我没有问到的，您可以讲讲。
张军：我觉得普通的观众、听众，可能对经济学、经济学家，一直存在着一些误解。大家觉得经济学家在经济这个层面上，应该是预言家，应该会赚钱，应该可以告诉我们投资机会在哪里，应该能告诉我们怎么来改变命运等等。其实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是在寻找对很多现象的一些解释，而不是说能够准确地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也听到过，有人精准地预测到了金融危机。我想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碰巧，都是幸存者偏差。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社会科学的局限。整个社会科学都是试图通过当下的现象，发展出一个理论，希望这个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会怎么样。但总体上不是很成功，所以要消除对经济学家高估的这种误区。我认为大家在生活当中，要能够更多地思考身边的一些经济的现象，思考生活当中一些现象，多问几个为什么，那就能慢慢地沿着经济学的思路寻找到一定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比希望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更有趣。
樊登：您说到有趣这个词，我特别认同。就是我读您的这本《我的经济学思维课》，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说窥到了什么天机，而是感到有趣。就是我们能够站在理性的角度，站在相对量化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其实人本身就有好奇心，人对于这个混沌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种很大的效用，理解了你就会开心，你就会意解心开。
张军：对。如果借助于某个概念、某个原理，能把一个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就会很愉悦。我觉得理论应该有这个最基本的功能。我想我们任何一个做理论研究的人，都希望理论将来管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但实际上人类社会比较复杂，跟物理世界不一样。人类社会充满着大量的随机事件，所以它有不确定性的问题。
樊登：未来很有可能掌握在色子手里，就是你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