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到了。
吃年夜饭的炮竹声时而响起，此起彼伏，我们几个孩子心里总是莫名其妙地又激动，又发慌，催促着自己家父母赶紧吃年夜饭。
在母亲匆促的锅铲声中，我跟父亲贴好门对，弟弟们在门口却乱跑着，拾起没有点燃的炮竹重新点燃，响起零星的爆炸声，然后，瞧着那些躲在远处捂着两耳的女孩子们傲视一眼。
吃完年夜饭，就提醒父母要压岁钱，也就几毛钱，最多也就一、两块钱，我们孩子们都兴高采烈，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富翁”了，可以自由地去买自己去年一直梦想要的东西。
除夕之夜仿佛是一个不眠之夜，炮竹声从中午到晚上，直到晚上九、十点才开始稀稀落落，到了午夜，“抢元宝”的开门爆竹声却是密集，响彻云霄，一直持续到清晨。
晚上，我睡了一觉，被外面持续不断爆竹声惊醒，间或还听见缝纫机依旧在响，发现天快亮了，母亲还在床边赶做我们四个孩子过年的新衣。
当时，我十二岁左右，她可能不会想到她某一年大年三十的一次不得已的辛苦，我会记得一辈子，她也不会想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家常事会影响她某一个孩子的一生。
她可能是在一种没有钱为孩子买来新衣的自怨自艾的心态中自己动手赶做孩子的新衣，也有可能是在为了自己的孩子大年初一不被街坊邻居嘲笑而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或许这些她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在想大年初一早晨她的孩子穿上新衣时的喜悦。
几十年过去，母亲早已白发苍苍，而社会生活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几乎没有家庭有缝纫机了，也不再需要自己去扯布做衣服。
然而，那夜母亲赶做新衣的背影不时浮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的梦里，尤其在我人生的低谷，仿佛是黑夜的一颗星星，一颗只有微弱的光芒却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星星，仿佛是一副画，一副我当时读不懂的画，一副只有在整个生命中随着阅历的增加才能慢慢理解的画。
我不知道那时我母亲如果富裕会是怎样地生活，如果身处奢华的家境又会怎样？但上个世纪70年代，毕竟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她能够用家里微薄的工资置办一些年货，给每一个孩子做一件新衣服，已经足以免除作为父母对孩子的亏欠之心，或感到满足和骄傲了。
在我看来，给孩子做一件衣服，她不仅仅是勤劳与辛苦，而且是一种对生活的追求，一种她力能所及的努力。
这种努力与追求，平凡、有限，符合实际，使我在自己的生活中领悟到，那一针一线的从容，已是每一个女人最美丽的容妆，那一锤一锄的淡定，该是每一个男人最成熟的粗犷，人的一生不一定非要高官和厚禄的渲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