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作品背景：“北宋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宝元元年（1038）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写给高若讷一封信，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若讷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范仲淹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力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在庆历四年（1044）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

      此文为应辩夏竦攻击以范仲淹、欧阳修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而作，他首先向皇帝阐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他认为君子与君之间以相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作为朋友的标准，而小人与小人之间则是眼前的实际利益作为维系关系的钮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欧阳修认为小人是没有朋友的，只有君子才有。因为小人所喜好的东西是利䘵，贪图的财物，有共同的利益时就暂时勾结在一起结成朋党，那是假的朋友。等到他们见到利益时争先恐后，到利益没有了交往就少了，就开始互相残害，就是亲兄弟亲戚都不能放过。欧阳修认为小人是没有朋友的，暂时勾结在一起的朋友，那种关系也是假的。正人君子就不是这样的，坚守的是道义，笃行的是忠信，爱惜的是名节。用它们来修身，那么就志同道合相互促进提高，用它来为国家做事，那么就同心同德以济天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因此做为天下的君主，只要驱除小人结的朋党，用君子结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

    欧阳修举例证：

      在远古尧时代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成一伙朋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成朋党，舜辅佐尧，驱逐了四个凶恶小人组成的朋党，重用元、恺组成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得到很好的治理。到了舜即位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起在朝主事，他们之间相互欣赏，相互礼让。二十二人组成的朋党，然而舜全都用，天下也是治理得很好。

    《尚书》上说：“纣王有臣民亿万，就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三千个臣子，只有一条心。”纣王当道时，亿万人各有异心，可以说是没有朋党。纣王因此而亡国了。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朋党，然面周朝却因为启用朋党而兴盛。后汉献帝时，把所有天下的名士关押囚禁，把他们视为党人。等到汉室大乱后才悔悟，把全部关押的“党人”释放，然而江山社稷已经无可救药了。唐朝末年，渐渐也掀起了朋党争议，到了昭宗时，杀光了朝中的所有名士，或者把他们扔入黄河，说‘这些人都自命清高，可以把他们投入到混水中去。’”唐朝不久就灭亡了。

    欧阳修说：那前世君主，能让人人不同心，不结朋党，谁都比不上纣王；能禁绝善人结成朋党的，谁都比不上汉献帝；能诛杀光号称清流的朋党的，谁都比不上唐昭宗时代。可是他们都搞乱了国家导致亡国。相互欣赏，谦让不相互猜忌的朋党，谁都比不上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丝毫不怀疑全都任用。然面后世没有人讥笑舜被二十二臣子的朋党所欺骗的，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主，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与小人的原因。周武王的时代，全国所有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朋党成员最多最大的，没有哪个能和它相比的，然而，周朝任用这个朋党才兴盛的，善人结成的朋党即使人再多也是不会嫌多。

      国家兴亡治乱的历史事例，可以作为君主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是上疏皇帝的奏章，欧阳修时年37岁，是被贬滁州之前写下。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触动了朝廷中众多守旧官员，只顾个人私利不顾江山社稷安危的官员的利益。因此，遭到群起责难。当然采用的借口就是结朋党把持朝纲，有谋逆之嫌。虽然欧阳修在奏章中，把朋党分成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来辩解。但皇帝在少数与多数之间权衡，朝廷官员势力大小之间的权衡。且先前已经下过”戒朋党“诏。欧阳修此奏章等于承认了存在所谓的朋党，只不过再三辩解改革派是君子之朋党，是善良之朋党，是忠君之朋党。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及稳定保守势力强大的官僚系统，贬谪范仲淹为首改革派是必然的结果。

      宋朝的各种沉疴弊政已经是积重难返，靠区区几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良臣又怎么能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