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之所以用了这个“闯”字，并没有民国故事里描写的那些闯江湖，混码头，游走青红帮夹缝讨生活的意思。而是因为五十年前，也就是1971年，国内人员流动状况与现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没有县一级政府的介绍信，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你根本住不了宿。同样，没有一定级别单位的介绍信，你到粮食局也换不来“全国粮票”，别说北京上海，但凡出了省，没有全国粮票，哪儿都买不到饭吃。
所以说，五十年前，除了采购员，能以“公家人”身份去上海“公干”，绝对是相当牛的一件事情，跟若干年后第一拨兴起的“因公出国”，份量上绝无二致。这份难得的机缘，那种带有极大满足感的趾高气扬，以及像某电视剧里那个还没出国，就把护照显摆烂了的男一号的小得瑟。想来想去，也就觉得用这个“闯”字比较称得上那个份量。
这种状况，不知具体持续到哪一年结束。但我知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年，还依然如此。
当时我在一个县级市的政府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掌管政府印信。那时出差的大都还是些厂矿企业的采购员，他们都要持所在单位上一级管理局的介绍信到我这儿来，再由我凭此开具政府介绍信。他们局的介绍信，则收回贴在我开据的政府介绍信的存根上，以备将来万一出了问题后，也好倒查。这个流程，称为“换信”。
有两件事情记忆犹深。
一是，一位邻居的女婿，在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经常到上海出差。与他本身就熟，又常来“换信”，当然是熟得不能再熟。
然而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直接持公司的介绍信过来。我说不行，必须得有商业局的信。
他错愕地看着我，一句话没说，扭头走了。
其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我。很长时间我一直挺纳闷，他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第二件是，我们政府的一位副市长，在五位副市长里排第四，分管金融财贸。不时要去北京上海出差。第一次给他开介绍信的时候，我按常规，盖的是政府办公室的章。就是那种中间是个五角星，上部随印章的圆弧，环状刻“囗囗市人民政府”，五角星下面，平着刻“办公室”三字的那种。
开好，他接过去一看，说，别了，换一张吧，盖个带国徽吧。
那就是要盖中间刻有国徽图案的政府大印。政府的印章除了印发文件、发布公告之类才用到，一般没有用作介绍信的。但人家是市长，我能咋说，就给他换了。
回头说与科长，科长哈哈一笑，说，以后市长们的信，就都盖政府的章吧。
当时还不理解。多年后，才明白了科长如此处理的学问与玄机。
1984年秋，通过成人高考的我，脱产去一所大学攻读两年制大专的“干部专修科”，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序幕有点儿长，赶紧拉回来。
1970年12月10号，是我正式参加工作的日子。
这是我初中毕业，拿到学校发给的“招工通知书”中，规定到工厂报到的时间。也是之后个人档案里，填写的各种“表格”里，“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固定填写的日子。
那一年，“文革”在经历了初期几年动荡之后，开始转入稳定恢复，发展生产时期。从业的，要“抓革命，促生产”。在学的，要“复课闹革命”。
我所在的城市，1970、1971连续两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年底临近毕业时，年满16周岁的，都可直接在学校填写“招工登记表”。然后不几天，学校与毕业证一起，一并分发“招工通知书”，这就算毕业了。回家，按通知书规定时间去单位报到，这就算正式参加了工作。
很多年里，我们那个城市，就单单这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幸运的。之前与此后，都是“上山下乡”当“知青”。
当时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大家都愿意去工厂当工人。但那同时又是一个单向选择的时代，只能组织或单位挑选个人，个人无权挑选单位。因而，那个年代的热词是“分配”，如今则是“应聘”。
既然是“分配”，就得听凭组织安排，或者单位挑选。所以，家庭出身好、根红苗正的大多进了工厂。反之，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家庭社会关系有问题的，只能退而得其次。注意，是“得”，而不是“求”，因为你个人没得选。
当时基本有三个流向，按实时语境的优劣排序，分别为工厂、商贸、学校。
而且，只有家庭出身问题比较严重点儿的，才某种程度上类似发配一般，被分到学校去做代课教师。凡遇这种情况，个人往往觉得脸上无光，气短，畏畏缩缩不好意思见人。同学则往往对其报以同情与惋惜。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后，优劣互易，退休金数额上的巨大反转，又岂是当初始料能及的呢。
我进的工厂，属当时新兴的电子行业，归地区“国防工办”管，叫“山东电讯某厂”，进厂时才刚开始试生产ST－3示波器。
这是一个热门朝阳行业，加之又是整机厂，比那些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工厂技术含量高。所以，能进这家厂，比较荣耀。许多干部子女，包括市委、市革委主要领导的孩子，几乎都集中到了这个厂子。
进厂后，还搞了个把月的集训，类似新兵连集训一样，把我们这些新学徒集中起来，由一位号称当过兵、我们称呼为“李老师”的老师傅当“教官”。集训侧重于政治、纪律方面，每天除了走队列、学“毛选”，最多的内容就是听“李老师”训话。
训的什么早已忘却，但他斥责人时常说的一句话，至今没忘。就是，如果批评某个人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不说“不好”，也不说“差”，而是说“疵毛”。有时表达很不满意的时候，他口中的这个“疵毛”，也会加重语气，逐级递进，表示问题的严重程度逐步升级。
记得很清楚，有一名姓周的退伍军人，也同期被安排到我们厂当学徒。集训期间，周的表现惹得他极度不满意，训话的时候，他在台上背着手踱步，点出周的名字，然后走两步，吐出一句“疵毛”！
下面的人心里一紧，觉得挨批的周，问题有点儿严重了。
他再踱几步，又吐出一句“疵毛”！接着又走两步，再跟上一句“很疵毛”！
下面人的心更紧了，觉得周哥怕是很难有改正的机会了。
这还不算完，“教官”的步子并没停下，还继续踱着，然后就又接上了第三个层级——“疵毛大褂子！”
连起来就是：“疵毛…很疵毛…疵毛大褂子！”
这在我们那儿，就是表示这个人差劲儿的程度，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了。
“完了”！底下的人，心里非常一致地都是这个反应。
集训的表现，直接关系到集训结束后，新学徒的工种分配。
果不其然，这位姓周的“疵毛大褂子”，被分到了喷漆车间，我们厂最差的工种。
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声讨的严重问题。只因年龄比我们大，又当过兵，阅历比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广得多，所以对“教官”的某些做派很不以为然，时不时地还要小小地嘲弄他一下。
这哪能行啊。“教官”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轻慢、不尊重，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战，所以有种被戗了毛的恼怒。
我呢，则被分到了装配车间，这是厂里最好的工种。
带我的师傅是上海人，姓陈。另一位师傅也是上海人，姓唐。他俩都是毕业于上海交大。“文革”前入校的，1970年才分配，进厂时间仅比我们这批学员早了几个月。
两位老师待我非常好。两年后我当兵走了，他俩每逢礼拜天上街，路过我家大门口时，还时常到家里看看。
当时我家住的平房大院，房子在院落深处，上小学的三弟在大门口院子里玩儿的时候，只要看见他俩进来，便“噔噔噔”地跑回家报信。他们便给我三弟起了个绰号，叫“小黑格”。黑格，即美国著名的黑格将军——尼克松访华的“先行官”。
我们厂的示波器就是他俩主持试产的。陈老师负责调试，我直接跟着他学，这比在装配流水线上插元件、焊管脚，技术含量自然又高了一个量级。
唐老师负责研发，其实就是仿制。因为这种示波器，上海早已有工厂批量投入生产。
上海的工业基础自不必多说，如果说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是东北的话，那么上海轻工业的地位无疑数第一。耳熟能详的“红灯”、“凯歌”、“飞跃”牌收音机，“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还有“蜜蜂”、“蝴蝶”、“标准”牌缝纫机啦，包括我的第一块手表，也是“上海”牌的。
因此说，“工业学大庆”，主要是指精神层面。而涉及到专业技术乃至科技层面，真正要学的，还得是上海。
所以，“小老弟”生产示波器，自然要向“老大哥”学习。因此，才有了我们师徒四人“闯”上海的一行数日。
迄今，距1971赴上海学习整整过去了五十年，前阵儿就想写点儿东西，却没动了笔。近几天感慨，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啊，所以在2021的尾巴梢，就是抢着，也得把它写出来。
常言道“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尽管有些啰哩啰嗦，那好歹也是自己的轨迹。好在我的小文读者不多，就算写给自己的温故吧。
去上海之后的事儿，下次再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