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农活，在生产队，由于地少人多，孩子们放假也不用去田间，哪怕拔草捡棉花摘花生等手边事也不需要去做。倘若在地头见到孩子，那肯定还会看到他的脚边有只大水壶，这是给父母送水喝的。我只有一回去保成圩挑回一担稻草，队里会计给我记了三分工，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在桑园场让我找到了集体干活的影子，我有些新鲜。还有一件新鲜事就是每天盼着骑绿色自行车，挎绿色邮包，穿绿色衣服的人过来，那白得刺眼的铃铛发出的声音也像是绿色的。我收到的邮件不多，但和别人信封也不一样，牛皮纸的，发信人地址是统一印刷的字体，有县广播站，偶尔也有安庆报，这使我觉得有面子，似乎与众不同。我和外面世界的接触是报纸，经常去场里的途中我会拐弯到大队会计家，借口是借报纸，往往有借无还。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春蚕是在桑叶刚刚舒展时破壳而出的，这是养蚕姑娘最舒服的时候，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採几把带露珠的嫩叶，回来摊开，晾衣架，然后切成碎片，撒在垫着报纸的蚕身上，一天的工作量就算完成了。这个时候她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展示自己的美。也有大把的时间纳鞋底，织毛衣，顺便打打闹闹，说一些男人听不到的悄悄话，上下班的脚步轻盈而松弛。只有她和别人不一样，手里握的是卷着的杂志，看上去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不好意思去蚕室，这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透过窗户，看了几天后发现的秘密。
她确实是个很特别的姑娘，头发剪得快要紧贴头颅，却又露出半截白嫩的脖子，脸蛋儿甜甜的，鼻子和眼睛安放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偏差。喜欢穿纯白色的褂子，而且袖子卷到胳膊肘，一副吊儿郎当的小男孩模样。
有次见她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喂，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我的喂喂声肯定能传到她的耳里，搅得她脑子嗡嗡响。她果然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四处望望，眼光就纠缠到我的眼光。喊我？她用卷着的书指指自己的鼻子。你看路上还有别人吗？她笑了，没声音，笑也是甜甜的。喊我做么事啊？把书借给我看看可以吗？她点点头，就走到了窗前，书塞到我伸出去的手上。我来不及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转身一阵风似的跑了，像是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生怕被人发现一样。
翻翻手中的杂志，是《大众电影》。陈冲，刘晓庆，还有丛珊，点据了一页页版面。也有剧情介绍，还有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影剧照。只不过这些都是快餐，与想象中的文字盛宴相比，心里多少感到有些失望。
下班时我将书还给她，问她有没有别的杂志。她说有啊，明天带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