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诗人描写的对象，不是人间世，便是大自然。即使所写多为人事，其活动的背景也往往是天象地理、草木虫鱼，也就是大自然了。涉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若只是写实况，只是究道理，不带感情，也无文采，那便是科学，不是文学了。诗则不然，无论直接或间接，万事万物总是带有主观，其中有个“我”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似乎是“无我”之境，其实是静观自得、刹那的忘我出神；“我”已经泯入万物了。至于“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第一句还是纯景，第二句就有“我”了。接下来的“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那个“我”就更确定了。
写景出现在中国文学里，一般认为是从魏晋以后，亦即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论者认为谢灵运不但是山水诗的大家，也是山水游记的奠基人，而大谢以前，中国诗中也尽多写景佳句。我们可以从曹操的《观沧海》一路追溯到《九歌》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甚至《小雅》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大自然在中国诗中的形象多彩多姿，难以尽述。
如以可畏与可亲来区分，则出现在早期诗中的大自然颇有可畏的面目，尤以《楚辞》弥漫巫风的祭祀篇章为甚。例如《招魂》、《大招》、《招隐士》等篇就极言四方异域如何蛮荒险恶，不可久留。《招隐士》是这样结尾的：“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大招》警告亡魂：“东有大海，南有炎火，西有流沙，北有寒山。”《招魂》最为紧张，不但四方不可以止，连上下也很危险。巫阳把冥府称为幽都，警告亡魂说：“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这话可以理解，但她竟说：“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就令人不解了，不知所谓“天国”究竟何处可寄托。天上有虎豹噬人的凶象，直到近代的龚自珍，还在《己亥杂诗》中用来影射君侧。
李白的杰作《蜀道难》极言四川山岳的险阻可畏，至于“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的地步，令人不禁想起三招的描写。李白将乐府的《箜篌引》变调为《公无渡河》，最后几句也骇目惊心：“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直到清初，苦命的才子吴汉槎坐科场弊案，远放宁古塔二十余年，吴梅村送行的《悲歌赠吴季子》仍出以相似的超自然风格：“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八月龙沙雪花飞，橐驼垂腰马没耳……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沫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贰』
不过中国古典诗中的大自然，仍以可亲的形象为常态。《诗经》虽有“何草不黄”之叹，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咏，“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与“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浪漫柔情。只是《诗经》所咏，毕竟多为北方背景，不像南国温暖而多水，草木茂密，风光明媚。所以丘迟那封流传千古的招降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只能在南渡之后，从南朝才子的笔端绣出。
儒家早将大自然人文化，久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儒者而兼修道释的柳宗元，以《永州八记》奠下中国山水游记的基础。他说西山“悠悠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柳宗元将西山提升到哲学与宗教的高度，成了具体而微的大自然：所谓“造物者”，就是大自然。柳宗元说自己上了西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前一句是“忘我”，后一句是“入神”，正是人文与自然融合的最高境界。
面对天地，能够“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中国哲人最可贵的精神。但此情哲人往往心领神会，却说不出来，或者说得不美，只好让诗人说了。在中国最好的写景诗中，大自然不但蔼然可亲，甚至能与诗人心心相应，彼此交感。西方诗学亦有“拟人格”（personification）之说，其中还包括一项修辞格，让诗人以第二人称直呼不在现场的神、人、物，甚至像死亡、懦弱之类的抽象观念，即所谓“径呼法”（apostrophe）。尽管如此，西方诗中物我相忘之例虽多，天人互动之例却罕见。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天人呼应几乎不可能，因为物我之间，不，物我之上还有一万能之神，不容我擅自做主，能像狄金森那样向上帝偶尔撒娇，或像邓约翰那样向吾主冒昧诉苦，已经是到僭越的边缘了。
李白《独酌青溪江石上寄权昭夷》前八句说：“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自从天地开，更长几千尺。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愿坐此石，长垂严陵钓。”李白不愧是诗仙，醉中竟然举杯笑邀西天共饮，西天竟然回落日之目、晚霞之脸报他一笑。帅呆了吧！更帅的是：晚霞满天，还可以联想成天也喝醉了，脸都红了。
这样的李白才写得出“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的妙句，才能写出“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妙诗。辛弃疾把此意借去，将本生息，写成更得意的妙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不厌”变成“妩媚”，更见自作多情。值得注意的是：辛弃疾《贺新郎》上半阕这两句与下半阕的名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是正反相成的。举目见青山，可喜；回首不见古人，可恨。足见青山长在，而人事多变。
辛弃疾之狂态古人见不到，却幸有青山见证，更幸青山所见，不是狂态而是妩媚，足见青山青睐，才真是诗人的知音。《贺新郎》要这样读，才有味道。
『叁』
乐山乐水而山水亦有响应，这种天人默契之境，宋代以来大盛，尤以苏轼最为生动、最富谐趣。他的名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隐喻也有明喻，但都止于比喻，山水仍然是客，并未反身应主。倒是《法惠寺横翠阁》之句：“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吴山不再安于客体之描述，更反过来变为主动，反作用于人身了。另一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句：“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也把自然写成与人亲狎的玩伴，说人卧船上，本是船在起伏，相对地，却像是山在俯仰；船在风中，本来是船在漂荡，相对地，却像是月在徘徊。
这种相对互应的动感，苏轼妙笔写来，却像是大自然以逗人为乐。
苏轼最擅七古，《越州张中舍寿乐堂》开头八句妙喻相接：“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卧龙蟠屈半东州，万室鳞鳞枕其股。背之不见与无同，狐裘反衣无乃鲁。”其中第二、第四两句，青山不但拟人化了，而且反客为主，倒过来对人有迎有拒，到人世里来插一脚。第五句是自然介入人文，第六句则是人文倚靠自然，互应相当密切。
苏轼诗中的谐趣，多在日常生活之中，悟出人与万物的微妙关系，透出一份静观自得之乐。下面的摘句足见他如何善友万物，不择细小：“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夜深风露满中庭，惟有孤萤自开阖”、“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
王安石的名联“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也是把山水无意的现象写成人情有心的响应。西方把这种手法叫作“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其实可译为“去习求新”。其实，西方有一个更早的术语：“人情化”（anthropomorphism），可以用来解释宋诗这种“移情万物”的亲切诗艺。
在宋诗中，杨万里也是善于移情万物的大家。他一生成诗四千二百首，像下面这些妙句几乎俯拾皆是：“水吞堤柳膝，麦到野童肩”、“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酴醾蝴蝶浑无辨，飞去方知不是花”、“城里万家都睡着，孤鸿叫我起来听（画角）”
“却是竹君殊解事，炎风筛过作清风”、“风亦恐吾愁路远，殷勤隔雨送钟声”、“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老夫渴急月更急，酒入杯中月先入”、“闭轿那知山色浓，山花影落水田中。水中细数千红紫，点对山花一一同”。
敏感又博感的诗人，莫不多情，更且“自作多情”。正因“自作多情”，才会“误会”、“幻觉”万物皆有情，不但领诗人的情，更且以情报情，有所响应。一般诗人能赋万物以人性，已属不易，但真正“自作多情”的诗人，才能更进一步，使万物受而知报，领而知还。李白的“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之所以伟大，正因诗人将自身提高到“与自然莫逆，作造物知己”的博爱与自信。这原是圣人的境界，但只有诗人入而能出，说得出来。
康德曾谓：“有二事焉，常在此心，敬而畏之，与日更新；上则为星辰，内则为德性。”此语清醒而庄严，洵为哲人气象。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李白这两句更生动，更自然，更有趣。
西方诗中不是没有李白、苏轼、杨万里这种天人相应、万有交情的境界，但是能做到布朗宁在《海外乡思》中这三句妙想的，却属难能：
那是聪明的画眉；每首歌他都唱两遍，
怕你会以为他再也赶不上
第一遍妙而无心的欢狂！
雪莱的《西风颂》借用但丁的连锁诗体，层层逼近，气势壮阔，叫来了西风的巨灵，也叫醒了自我的灵魂，但通篇只见诗人向风灵呼喊请愿，诚然动人，却不见风灵有何回应。相比之下，李白呼天而天回应，却自信得多。比起基督徒诗人的原罪意识与一切荣耀皆归于主的自然观来，中国古典诗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自若，与“万物皆亲、众生如友”的自喜，实在是中华诗艺的可贵美德，值得一切现代诗人深加体会而长保勿失。
曾赋诗人以如许灵感、如此恩情的大块自然、多彩众生，正面临愈演愈烈的文明浩劫。人类不知自爱之余，更祸延自然，连累众生，势将沦为双重的“罪人”。弗洛伊德曾说：“文明的主要任务，其存在的真正理由，端在保护人类，抵抗自然。”面临科技进步引来的大劫，这句话只怕是说不通了。为了对自然感恩惜福，诗人的笔该为环保而挥了吧？否则不幸，只怕有一天诗人下笔，要悲叹“我见青山多憔悴，料青山见我应加倍”了。
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余光中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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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举杯向天笑——论中国诗之自作多情》摘自余光中的《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余光中美学评析》，已由出版方授权，转载请注明“鲲鹏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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