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我被一阵低低的交谈声惊醒。

走廊的灯还未全亮，窗外是一种未醒透的灰蓝色。我撑着身子坐起，发现赵老头的床空了，床单叠得干干净净，像是这人从没来过。

我以为是他去做检查了。可等了整整一上午，都没见他回来。

护士进来换药，我问她：“赵先生去哪了？”

她顿了一下，低头理药车：“他走了。”

我皱眉：“是出院了吗？”

她没回答，像没听见似的，只在低头推着车时淡淡补了一句：“别多想，专心养病吧。”

门关上后，我坐在床上，像陷入一场缓慢坠落的梦。

那张空床比任何一句“他去世了”都更刺眼。赵老头没有行李、没有亲属、甚至没有太多的存在痕迹。他走的时候，没有告别，也没有回头，就像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打算记住他。

“走了”这个词，是病房里最常用、也最不明确的一个词。它可能意味着出院、转院、死亡，或者更模糊的一种“脱离”。

我以前以为自己不在乎——反正人生走到这个阶段，来来去去的人多了，也该习惯。但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骗了自己。

我是真的，怕了。

怕消失，怕不被提及，怕有一天，我也像他一样，空出一张床位，然后什么都不剩。

那天下午我一整天没说话。林青来了也只是在旁边坐着，轻轻为我削苹果。我一口也没吃，只盯着赵老头的床位发呆。

“他是我见过最倔的病人。”她说，“哪怕疼得要命也不吭声。你知道他有一次不小心把氧气管拽掉了，整整憋了快一分钟都没按铃。”

我点了点头。想起他那晚扶我时，眼里藏着的那份清醒与倔强。想起他凌晨那次摔倒后，脸上的无声苦笑。

他似乎早就知道自己快走了，只是没告诉我。

入夜后，我彻底失眠了。闭上眼就是那张空床，那个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人。

我翻身，打开床头柜，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

那是我住院第一天，林青放进去的。她说：“你以前不是最爱写字吗？等哪天无聊，就写点东西吧。”

我曾把这句话当笑话，但今晚，我真的想写点什么。

纸上开始很空，我写了一个“赵”字，然后停住了。

后来，我把那封信写成了一个告别，也像是写给他，也像是在写给曾经的自己。

亲爱的赵先生：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快走了？你知道那天夜里我摔倒时，你眼里不是惊讶，而是理解。

你没告诉我你要走，也许是怕我拦你，也许是怕我们之间那点微弱的情谊变得沉重。我理解你，不想被人可怜，不想留下眼泪和牵挂。

可是你知不知道，那天早上看见你空床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像是掉进了井里。没有声音，只是深不见底的凉。

你走了，什么也没留下。连你最爱摆在床头的那包香烟都被护士收走了。我在垃圾桶里看见它，空了，只有盒底粘着一张小便签，上面写着三个字：“能再见。”

你写的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相信那是你留下给我的话。

你知道吗，我以前总以为“老去”是身体慢慢不听使唤，是白发，是拐杖，是药片。但后来我才明白，“老去”其实是身边的人一个个地消失，留下你独自一人面对回声。

我也曾年轻，也曾无所畏惧。

我曾骑着摩托穿越过暴雨，也曾在深夜与朋友醉酒谈人生。那时候的我总觉得世界辽阔，明天永远有光。

可现在我知道，人的一生里，能真正听你说话、懂你的人，没几个。而你，是在我最孤单的时候，听我说话的人之一。

你会记得我吗？

如果有天堂，希望你能抽支烟，骂一句：“这家伙，还真把信写了。”

赵先生，谢谢你来过。

我写完那封信，已经是深夜两点。整整写了十页，却总觉得还不够。

写的不是字，是从骨头里剥出来的一点一点的温度。

我把那封信放在他床头的抽屉里。哪怕没人再翻开它，它也属于那个坐在床边低声咳嗽、偷偷点烟、嘴里总说“别矫情”的老男人。

第二天清晨，林青照例进来查房。她看见我脸色不好，问：“是不是没睡？”

我说：“我做了个梦。”

“梦见谁了？”

“一个走了的朋友。”

她没有多问，只是伸手握住我的手，说：“还在你梦里的人，就没真的离开。”

我望着窗外，阳光从玻璃上流下来，照在那张空床上。

我忽然想起年轻时听过的一句话——“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可我不会忘的。

他坐过这张床，点过这根烟，说过这句话。和我一起在病房的夜里沉默、跌倒、笑过。

我会记得他，也记得那个我曾经以为已经死掉、却在这封信里重生的自己。

那天傍晚，我重新拿起笔，写下日记的第一行：

“人这一生，会失去很多人。但有些人，即使只出现一次，也会在你生命里永远留下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