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的理解：孔子这里的“中”，并非以官位、钱财来分的，而是以人的“根器”来分的。子思撰写的《中庸》第二十章已经把这三种根器说得很清楚：“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王阳明先生概括为“生知安行、学之利行、困知勉行”，他对学生徐爱（其妹夫）解释说：“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之利行事”；‘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命’，是困知勉行事。”先生又以“孝亲”为例来解释这三类人的“良知”与行为之层次：“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从阳明先生的这几段话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孔子所谓“上中下”即指圣人、贤人、愚人。为何“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为贤人，其特点是学之利行，正因为他好学，并能“时时省觉”，与之讲论传授上层智慧为其所愿并所好，能知之，亦能行之。“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是因为他只是个“困知勉行”的人，却要他作“生知安行”的事，这叫“反其道而行之”，是不可能成就的。
言语旨意：作为“人师”，孔子至少在强调两个方面，一是要辨明受教者根器之层次，不明层次胡乱教之，沦为“对牛弹琴”；二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不可行揠苗助长之事。统而言之为“因材施教”是也，故相同的问题，一百个人问，孔子便可能有一百种解答，《论语》处处皆有据可查。
知行合一：我们是“教育者”，从身份而言亦是“人师”，然我等之层次远不及“人师”。阳明先生论曰：“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只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我等乃“愚人”也，尚有如阴霾般之私欲障蔽良知，然人人就有良知，宛如日头一般，虽有浮云、阴霾，拨云定可见日，故我等当行“困知勉行”之事，时时警策祛除私欲，以拨云见日，方能从愚人转而为贤人，转而为圣人。故孟子言：“人人皆可为尧舜”，佛家亦有“人人皆可成佛”之语。我等虽为“愚人”，然亦不可妄自菲薄，既已业从教育，便当以育人为己任，在“日日知非、日日改错”前提下，尽心竭力“备学生”“备教材”，思考教育本质，明了教育真谛，研究学生身心特点，明晰教材是非曲直，便不至于视学生为演习教案之工具、完成任务之陪衬。至于“个别化教育”“个性化教学”“研究性学习”等，仅为教育手段之名相而已，若能成就“明师”，方法自然手到擒来，无需思量。
